谈肖军的《五月的矿山》

一当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还震响在中原大地的时候,肖军,这位从《八月的乡村》里跋涉过来的东北老作家,就来到了解放不久的抚顺矿务局,开始体验他从来没体验过的一种新的生活,开始接触他从未接触过的一个伟大阶级,开始酝酿他从没“试练”过的一类崭新的题材。果然,一九五二年,作者就向人民奉献了他艰苦“试练”的成果——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当然,经过复杂的接洽,它在一九五四年才得以出版)。这是新中国诞生之际工矿生活粗犷的速写画,这是工人     

地方政府的土地寻租: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的土地寻租制约了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影响地方政府的运行效率和公信度.文章通过建立土地寻租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土地寻租产生的根源和表现,提出治理对策和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DSGE模型中国化构建及其应用

事前模拟经济对财政政策变化的反应是检验政策效果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国外经典模型中国化改进,并引入系统财政规则,构建财政政策DSGE模型。在有效税率估算校准与参数贝叶斯估计基础上,给出政策模拟检验应用示例。发现税率冲击效应模拟是税制改革实验的有效方法,资本税率可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以及当前增加政府支出拉动增长作用微弱等结论。该研究也可为我国DSGE模型研究提供参考。     

论我国现行罚金刑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罚金刑作为我国重要的刑罚之一,其对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而我国97《刑法》与79《刑法》相较则规定了相对较多的罚金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国民经济不断的增长,罚金刑逐步暴露出了其弊端,如罚金刑定位不准、罚金额度欠科学、罚金执行存在诸多困难。因此,建议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修正罚金刑额度立法、多管齐下解决...     

说“口述史”——以《庚子西狩丛谈》《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为中心

20世纪,口述史崛起于史坛,近百年来风靡海内外,成果山积。此缘口述史乃史之一法,亦史之一新体。诸多通论书都称口述史发轫于1940年前后的美国学者,实则世界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作品诞生于中国,此即吴永口述,刘治襄记、撰于1927年、刊行于1928年的《庚子西狩丛谈》。以中国浙江湖州人吴永、吴宗济父子的《庚子西狩丛谈》《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二书为中心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口述史的思想史”问题,迄今为止尚无人道及。学术需经世济民,优秀的口述史著作既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也会因其思想而大有益于读者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和提高。吴宗济的“但使文章能寿世,不求闻达以骄人”的名言实为口述思想史上悬之日月而不刊之论。     

公安警察工作倦怠与人格、控制源的关系

目的:了解公安警察的工作倦怠状况,并探讨人格特征、心理控制源对工作倦怠的影响。方法:采用李超平、时勘修订的M aslach倦怠量表—通用版(M B I—G S)、成人N ow ick i—S trick land内外控量表(AN S IE)和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对342名公安民警进行施测,并收集相关的人口统计学资料,运用t检验、F检验、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在玩世不恭维度上,基层社区民警的分数显著高于机关民警;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得分与人格的P、E、N及控制点得分存在非常显著相关;F检验结果显示,人格P、N量表不同水平的被试,情绪衰竭、玩世不恭、职业效能三个维度上的分数都存在显著差异,在E量表上不同水平的被试,职业效能分数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控制感水平的被试在工作倦怠的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及职业效能量表分数有显著差异;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对情绪衰竭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神经质、控制感、基层工作及年龄对玩世不恭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精神质、控制感、内外倾、年龄等变量对预测职业效能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工作倦怠的预防和干预中,基层民警、青年干警是关注的重点;人格特征、心理控制源是影响工作倦怠的重要因素。     

发展新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下简称马哲史)在我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由于它把哲学的基本原理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因而能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对它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国开展研究工作的时间不长,水平还比较低。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这几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为发展马哲史学科作出应有的贡献。(一)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完稿算起,马克思哲学的产生与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了。但是,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变革的立法选择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立法创制已陷于僵局,其理论困惑与实践冲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征收什么（征收客体对象）;二是为何征收（征收正当理由）;三是如何征收（征收程序机制）;四是如何补偿（补偿原则方式）;五是非货币补偿保障（安置措施）。结合理论阐释与实践观照,通过多維审视与实证比较分析,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立法根本在于如何衡量农民的土地财产利益,即关乎立法理念的更新,关键在于依法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从而需要重构立法框架与创制范式：明晰征地补偿客体,完善公平补偿机制、征地操作流程、利益分配机制、安置保障措施以及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维权救济程序等制度体系。     

员半千其人

清代钱塘人瞿塘在《通俗编》中云:“员半千有庄在焦戴川,极风景之胜,里谚曰:‘上有天堂,下有员庄,。苏、杭之谚乃傲于此。”一个私家庄园竟能得“天堂”之美誉,乃至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名谚亦“倣于此”。人们对当年员庄的规模之大、名声之响颇感惊叹。叹服之余不禁设问:员半千是何许人?他那座“极风景之胜”的庄园又在何地? 员半千,初唐人,新、旧《唐书》均有传。《旧唐书·文苑中·员半千传》云:“员半千,本名余庆,晋州临汾人。”《旧唐书·忠义上·王义方传》云:“半千者,齐州全节     

锡伯人与日月星

细心的读者,如果留意的话,可能会发现,本页的三幅图片中,都有日、月,还有北斗七星。锡伯人为什么对日、月和北斗七星那样敬重呢?研究一下,原来是和锡伯人早期时代的生活息息相关。据文献记载和学者研究,锡伯族来源于大兴安岭嘎仙洞的拓跋鲜卑。当年,他们在林海雪原过着“射猎为业”的生活。聪明的锡伯人巧妙地利用大自然的天文现象来辨别方位。白天的时候,锡伯人一般是以太阳为目标来确认方位;晚上的时候,则以月亮的上弦和下弦来确认方位;若是看不到月亮的时候,锡伯人便以北斗七星来确认方位。锡伯人利用天文现象来辨別方向,使射猎活动更为自如,迷失方向的也越来越少。久而久之,锡伯人便开始敬重日、月和北斗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