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特点的几点思考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     

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北印度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向蠡测

在印度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中,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问题无疑是很重要的。在印度和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印度史著作中,虽然往往也有古代和中世纪之分,但是他们另有历史分期标准,同我们所说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法根本是两回事。现在还存在着印度古代是否有奴隶制社会的争论。这个问题需要另作专门讨论。本文在讨论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北印度社会性质时也将对当时奴隶制社会的存在作一些论证。在承认印度历史上有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分的学者中,对于二者划分于何时也有不同的见解。不过,     

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在古代中国的诸种理性中,历史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它起源于西周初年对天的怀疑和民心的发现,表现为对历史变化及其恒常根据之关系的理性思考。先秦儒家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认为历史变化有常规可寻,变与常是统一的。他们还提出天人合一、古今一体、性习相待的观点,在历史的推动力量、历史的演进样式以及历史的内在根据等方面,拓展了历史理性的领域。在他们看来,变与常的统一是历史的本质,也是历史运动的原因。这与古代希腊的实质主义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     

新巴比伦法庭判决汇编

这是公元前六(?)世纪的泥板,保存着法庭判决的记录,或如 Meissner 所说的法律草案,用的是亚克得语的新巴伦方言。彚编的每一条文按其内容分为案件与决定两部分。我们用字母(a)表示案件,用字母(σ)表示决定。F.E.Pei-ser,Die Zugehgrigkeit der unteNr。842—11 im British museumvegitriuten Thontafelsammlung,Anhang,SBPAW,1889,823页以下;又参考 B.Meissnev,Babylonienund Assyuien,第一卷,Heidelbevg,1920,168页以下。     

读《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石泉教授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40余年来对于荆楚地区历史地理悉心研究的主要成果。为了探索楚史上的一些问题,以前我已读过作者的若干论文,此书出版后,又反复阅读数遍。我认为这是一部以深厚的功力写出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主要表现在:(一)发现了自唐初《括地志》以来逐步形成的古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传统说法中的矛盾,并以严密的考证突破旧说而建立起一个新的解说体系;(二)作者以严肃的求真精神与缜密的论证程序在治史方法上作出了一个好的范例。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一些个人的意见。     

关于(艹为)掩庀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记楚(艹为)掩庀赋的一段记载,对于研究楚国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为学者所重视。不过,怎样理解这一段文字并用以说明历史问题,看来仍不无可以探讨之处。兹略陈鄙见,以就正于有道。     

论何休《公羊解诂》的历史哲学

何休在其《公羊解诂》中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并把它们作为历史的缩影,认为历史应该是由“衰乱”、经“升平”,最终达到“大平”目标的进步过程,三世在时间上是前后连续的,在空间上是内外扩展的,最终目标是天下一统、人类大同。“一统”论与“张三世”、“异内外”相结合,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在空间中延展和时间上延续的统一。一统之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它是发乎本性的,即以仁爱之心,由内而外,自近至远,推己及人,将仁政在空间上从“本国”推广到“诸夏”并最终扩展到“天下”,在时间上从“衰乱”世推进到“升平”世,并最终推向“大平”世。何休的历史观是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