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模式已进入"深度全球治理"的更高层次。深度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结构、治理模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反映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所发生的变化,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资本与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一度失衡的权利义务进行纠正的努力。如何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切实提高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进入全球治理核心权力圈的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国际法

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主义"与"理论"都在其上有着精彩纷呈的表演.但就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力而言,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无疑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三股思潮.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体系.虽然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重视,一直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个基本共识.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对实践影响的机会,"软权力"理论以及"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提出及传播即为典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虽然其中存在的瑕疵我们也不容忽视.     

GATS框架下我国海运服务对外开放问题探讨

我国加入WTO后,《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的生效给我国服务业带来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压力,海运服务也一样。本文通过对GATS与我国海运对外开放的现有立法和实践的分析,认为GATS给我国海运业对外开放的     

GATS框架下我国海运服务对外开放的问题探讨

我国加入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的生效给我国服务业带来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压力,海运服务也一样。本文通过对GATS与我国海运服务对外开放的现有立法和实践分析,认为GATS给我国海运业对外开放的压力不是既有承诺,而是谈判进展,并提出我国海运服务业应做好的对策准备。     

复合相互依赖: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发展路径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学科,在近半个世纪里不相往来,现在正重新关注对方。为落实“和谐世界”这一新的外交战略理念,为应对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国际问题,两个学科的合作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两个编辑部于2006年12月9-10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科合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汇聚一堂,展开热烈的讨论。本组专题,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逸舟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刘志云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张胜军教授和厦门大学法学院古祖雪教授的五篇文章,反映了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博弈论中的获益偏好假设与国际立法

博弈理论进入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后,很快成为分析国际冲突与合作的一种有效方法,并得到占据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地位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广泛运用,前者假设参与博弈的国家通常关注相对获益从而得出国际合作的悲观结论,后者认为参与博弈的国家通常关注绝对获益从而推导出国际合作的乐观前景,这为我们分析国家在国际立法博弈中的对抗与合作现象提供了良好的线索.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在国际立法博弈中国家的获益偏好及其行动决策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法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二战结束以来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位置的古典现实主义不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时,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理论上的修正与补救,乃至较大的突破,并融合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互补优势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并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很快发展成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之一。从理论上讲,结构现实主义对当代国际法,尤其是国际公法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或某种解释功能。当然,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意义的,也有消极意义的。无论如何,对其进行探究是我们理解当代国际法的重要一环。     

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的立法研究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之地位,但其生存和发展却受到"融资瓶颈"的严重制约,而通过立法对其金融扶持是促进其发展之行之有效做法.通过对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扶持之立法必要性和现状所做分析,并确定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立法所求目标和遵循原则,从而构造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之合理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