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北方的社会形态──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比较研究

通过考察二里头文化所在的豫西地区和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考古记录，比较两种文化的年代、内涵、特征及两地的相互影响，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代表了一个比夏家店下层文化控制地区更广大的国家政权，但两者的社会制度并没有根本差异。为此，本文对传统的周边地区社会形态是中原政治文化扩张的结果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距今约三千年，酋长制在中国不同地区出现，部落贵族为了巩固其统治，加强与其他部落贵族的相互联系，遂形成了所谓“相互作用圈”，所以说，外来因素在各个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从法理和惯例看"台湾地位未定论"之荒谬

"台湾地位未定"是美国为使中国分裂合法化而炮制的谬论,此后成为国际上特别是岛内台独分子进行分裂活动的主要理论依据,民进党执政后吕秀莲公开发表"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为台独张目.按照"未定论"的推理逻辑:日本取得台湾是基于<马关条约>,而此后再无条约说明日本把台湾归还中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只是意向性声明而不是条约,在国际法上无法律约束力,台湾问题在国际法上尚未解决.然而,事实上,<马关条约>完全属不平等条约,违反国际法的一般准则,<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均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有效条约,因此,"未定论"的逻辑前提和法理依据均经不起推敲.     

阿穆尔地区古代岩画、雕刻及陶器制造艺术

本文着力研究苏联远东文化遗产，主要是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地区和primorye（即沿海）地区的文化遗产，详尽描述了Nanai、olcha和Nivkh人远祖遗留下的艺术珍品，揭示这些民族的现代文化与古代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从参与危机到认同危机——南京国民党政权合法性资源流失的历史考察

在现代政治中 ,无论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 ,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并直接受其影响 ,政权在行使统治职能时才能获得民众支持 ,从而获得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资源。本文运用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 ,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在其大陆统治过程中 ,奉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政治信条 ,排斥、打击异己的政治力量 ,堵塞了公众的参政渠道 ,公众参政危机爆发 ;而游离于政权体制之外的社会各阶层又以积极的或消极的方式反抗现政权 ,使政权丧失了民众信任 ,认同危机爆发 ,政权丧失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资源。这样一个丧失了民众支持的虚弱政体 ,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 ,其失败的命运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理论意涵与现实指向

“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是对区域与国家发展关系进行的系统思索,是我国区域发展实践的理念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文化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局战略实践的滋养,经由从“城市战略定位”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再到“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命题嬗演,逐渐提出“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理念。“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理念需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本目标、以系统观念为思维方法、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重要抓手贯彻落实到具体政策实践中,才能彰显现实力量。     

一部视角独特的新作──读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美籍学者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一书,在利用康有为大量未刊稿的基础上,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角度,对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进行了剖析,得出的结论是：康氏变法“方法是渐进的,但目标却是激进的,即实现中国的民主与富强。”康氏大同思想对中国传统专制思想及近代西方种族歧视具有批判性,因而具有进步意义,视角独特,不失为一部“中心而论之作。”     

政治现代化的逆动——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背后的原因"

实现政权的政治整合和制度化运行,吸收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是现代化政权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内容.南京国民党政权违逆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趋势,既没能实现政治整合过程,又没能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的参政要求,致使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资源流失,且没能实现政权的政治职能分化即制度化程度极低,这些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特点是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背后的原因".     

试论孙中山进化哲学的实践意义

孙中山的进化哲学已不再限于对进化过程的表述及对进化形式的界定 ,而在于它的精髓世界进化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历史的进化不可阻挡 ,从而使思想理论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 ,对其革命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进化哲学 ,使他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 ,使他能正确理解革命进程中领袖与群众的关系 ,体现其民主思想之精髓 ,指导他努力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愿望。     

陈云对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后生产关系的调适论析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短时间内迅速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导致内部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资本家与国家、公股代表、工人之间的诸多矛盾中。陈云作为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在对生产关系调适过程中,将资本家所具有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看作发展生产的宝贵财富,采取了一系列调解公股代表、工人与资本家关系,提高工人地位与待遇等措施,并对资本家进行合理限制和改造。对这些生产关系的合理调适,体现了陈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以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