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性、半合法性、松散性和农民工问题

文章认为,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的农民工阶层的最大特点是二元性,这是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在一个社会阶层身上的典型反映.农民工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由其身份的半合法性造成的,而他们缺乏组织的松散的社会联系是其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特性及其形成原因表现了中国渐进改革的特点.文章最后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些对策.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被访者驱动抽样在农民工调查中的应用:实践与评估

针对长期以来农民工调查缺乏抽样框的困境,本研究引入被访者驱动抽样(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对全国7个省13个城市(区)农民工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针对中国农民工的实际情况,采用非固定点调查法,并对原有方法有所改进。本文是对RDS在农民工调查中的效果评估。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此次对农民工的RDS抽样所获样本达到了均衡,且在较短招募批次内快速收敛,所获样本代表性较好。本文认为,RDS抽样虽然不是对目标群体的完全随机抽样,但可以在努力改进和严格执行抽样程序的基础上获得一个渐进无偏的样本,并对样本偏差做出估计。RDS可以作为农民工及其他缺乏抽样框群体抽样的有效的替代性方法。     

落脚城市:中产阶级的孵化器还是下层阶级的捕蝇纸

社会的主流认知往往将落脚城市(贫民窟、破旧街区、城中村等社区)污名化, 桑德斯则提供了不同的理念。桑德斯关于落脚城市正面功能的描述与分析可以归纳为:落脚, 提供非正式经济的市场机会与就业机会; 形成完整的社会网络, 促进社会与文化融合(学习语言、摆脱乡村规范等), 遏制人口增长, 遏阻极端主义; 作为联系乡村与城市、城市边缘与城市核心的纽带或枢纽, 促进人员、资源(金钱等)与信息的交流等。而影响落脚城市的关键因素则是:国民身份、迁徙管制、居民素质、街道与建筑(人口密集度、自发性发展空间)、住宅与土地所有权、基础建设、人际网络、创业机会与金融支持、内部治理、拆迁等。判断中国城中村成败的标准只有一个:它究竟是中产阶级的孵化器, 还是下层阶级堕落的经济捕蝇纸?关于落脚城市两种对立的认知或理念表现了计划经济自上而下与市场经济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分歧, 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问题:城市化究竟是谁的城市化?是普通民众的城市化, 还是精英阶级的城市化?     

制度合法性压力与劳动合同签订——对珠三角农民工劳动合同的定量研究

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实施引起的广泛争议,从实质上可以总结为,对国家和市场在劳动关系上作用的不同判断.文章力图整合现有研究视角,以劳动合同签订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回应对二者关系的争论.文章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建立的统计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制度压力越大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越高.这表明,在中国现有制度安排下,劳动合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工资谈判工具,只具有劳资关系合法化的象征.劳动关系的实质性变迁取决于政府政策引导下的劳资双方力量的博弈,作为国家力量产物的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走向规范化的起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80后农民工与80前农民工之比较

通过对80前和80后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比,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这些特征有的验证了过往研究,比如人力资本高、发展型外出动机、频繁的流动、日常消费增加、身份认同发生变化等,同时也有新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决策的自主性不如老一代;加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升迁或遵守企业规定;参与劳动合同协商比例上升,但合同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升高;社会保险和相关福利待遇得到提高;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削感、被排斥感都不强,甚至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要弱于老一代;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学缘纽带更为重要;与老一代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未增强,受侵害比例、投诉率和参加群体性活动比例都无显著差别;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认同自己是工人,但是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对土地的认识程度更模糊。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向往城市,也并不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通过对生命周期和社会变迁、劳动力拆分型再生产模式、精神圈地等概念的讨论,进一步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形成机制。     

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

依据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文章发现:农民工成了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市民可以接受农民工成为自己的同事、邻居、朋友乃至老板,但难以接受他们成为家庭成员;市民高度认同"农民工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但他们对农民工的评价总体"一般"偏下;市民赞成农民工应该与市民一样同等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并不认可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影响对农民工权益评价的主要因素是与农民工的交往程度:与单位内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越正面;与单位外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则越负面.对农民工看法和态度的差异,表现了城市居民不同群体的分歧和矛盾.它是二元经济体制在城市居民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上的表现,是研究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     

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

本文认为 ,要从动态的、多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关系 ,并从两个时点对关系重新分类 ,提出了强关系、弱关系、弱强关系和强弱关系的四种类型。文章通过对深圳平江村八个案例的分析 ,论述了关系是一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作者认为 :关系的功用是在比较中而存在的 ,关系是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 ,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手段 ;关系的实质是利益交换 ;在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完全、规则不完善的条件下 ,关系就会发生作用 ;人们运用关系的原则是理性选择 ;寻找关系的路径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扩展过程。文章还联系中国社会的转型对关系运用的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反思 ,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行为逻辑与资源缺乏——对阿Ｑ行为的经济及社会分析

由于物质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和自身人力资源的缺乏 ,阿Q只能以打短工维持生存 ,但他具有认真工作的经济理性 ;在婚姻市场上他缺少交换价值 ,因而只能独身生活 ;对于缺乏社会关系资源和教育水准的焦虑 ,使得他试图用精神胜利的虚幻效用以求自我安慰 ;偷盗与革命是阿Q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途径。阿Q的行为大都是理性的 ,是一种成本利益比较后的理性选择。阿Q的行为逻辑就是普通人的行为逻辑 ,因而具有典型和永恒的意义 ,他的悲剧是人的生命悲剧性的具体体现。     

为什么要对管理进行哲学探讨

实践者希望了解他不懈地工作的意义,特别是由于他总是一个大忙人.当然,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他愈是一个经理,他就愈不是一个管理人员,他就愈不需要进行哲学思考.本书通篇将出现的两个词"管理"(administration)和"经营"(management)之间的差别,在广义上可以理解为相应的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组织生活中的判断与行动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