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二元文化与民族自我中心意识的形成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携带着整个世界过去的信息。其所代表的文化思想,则支配着民族的现在和未来。简略地考察一下上古图腾世界,便会发现“阴阳”二元的文化根柢及其历史内涵。 如果把中国上古主要的氏族部落图腾分为两大类,便可自然的划为爬行类(为叙述方便,两(木息)鱼类及陆行动物均归于此)与飞鸟类。伏羲、神农、黄帝、共工、颛顼尧、鲧、禹、周等属于前者,少昊、舜、     

子夏家学与《诗大序》——子夏作《诗大序》说补证

《诗大序》旧传为子夏所作。唐宋以降,异说蜂起。自20世纪疑古派兴起,“子夏说”几乎被彻底否定,更多的学者认为《诗大序》出自汉儒,国内高校通行的文学批评史教材,也多把《诗大序》认作是汉代之作而加以论述。论者多认为《诗序》是《毛诗》学者杂采先秦古籍如《左传》、《国语》、《乐记》、《孟子》等遗文,附会旧说,拼凑而成。但有事实证明,《毛诗》的编撰者,并没有见到《左传》与《乐记》,也未必见过《孟子》。史籍中并无坚证可否定子夏作序说。而《诗大序》自身,却以其对诗歌独到的神秘性感悟与体验,证实着卜氏后人子夏作序的最大可能性。     

郑玄《诗》学的基本框架及其价值取向

郑玄《诗》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有四个方面:一是以《毛诗》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二是以小学为钤键的语言解释系统,三是以礼注《诗》的内涵拓展路径,四是以“兴喻”为枢纽的意义转换机制。政治理论是主导,语言解释是手段,内涵拓展是方向,意义转换是目的。其意义在于对于儒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充实和丰富,以及其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对于中国社会价值秩序的稳定和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协调的保持。其中无疑也夯实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根基,使文学理论具有无限发展的机缘。     

韩国李朝《诗经》学以《礼》解《诗》的文化意义

以朱子《礼》学解释《诗经》是韩国李朝后期具有本土特色的解《诗》方式,也是李朝对中国朱子学说全面接受的具体体现。重在论述李朝这种解《诗》方式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李朝士人用朱子《礼》学阐释《诗经》过程中对诗意的丰富,并论证了李朝《诗经》学在《礼》的民间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普及,以及其对于夯筑韩国儒学民众基础的意义。     

《诗》的编定及其文化使命

尽管当今学者对孔子编《诗》删《诗》提出了种种怀疑,而文献却在证实着司马迁这一记载的可信性与合理性。孔子于编《诗》中,寄寓着巨大的文化期盼,由此而使《诗经》承载起了两项巨大的文化使命:一是"文化复兴",二是"文化承传"。就"文化复兴"而言,主要是:在制度的层面上,复兴礼乐文明制度;在人伦道德的层面上,修复世道人心;在风俗的层面上,恢复"王化"时期的社会风尚。就"文化承传"而言,主要是建立以《诗经》为代表的经典文化体系与文化学统,使这一文化万代相传。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奥秘正在于此。     

文王之死献疑

周王业奠基者文王,在周人的传说中,既是使周邦“维新”的圣王,又是德高望重的老寿星.《礼记·文王世子》说:“文王九十七而终”,孟子也曾道:“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逸周书》中还载有文王的临终遗嘱(《文传解》)。文王是否在高年“寿终正寝”,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怀疑过.然而这对于研究商周之际的历史关系颇大,有必要提出来加以探讨.     

神农氏与太行山地区关系之考察

关于炎帝神农氏,论者多以为起源于陕西宝鸡.检索先秦文献却发现,有关神农氏活动的记载皆集中于太行山及其周边地区,而“宝鸡说”却找不到任何根据.“宝鸡说”所据以立论的“姜水”,据《山海经》言则在太行山中.汉唐以降文献披露了相同的信息.而在太行山地区至今仍存有大量与神农氏相关的祭拜建筑、传说遗迹以及习俗活动.同时据考古所得,最早的粟作农业遗址,也集中在太行山地区.文章以古典文献为依据,结合方志碑刻、地方传说、民俗信仰、生态环境、考古发现,对神农氏与太行山地区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认为太行山地区是中国粟作农业的发祥地,也是神农氏活动的主要区域.     

晋东南炎帝史迹及其对华夏文明探源的意义

传统认为炎帝起源于陕西,然而在西汉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相反,在先秦记载中,炎帝族的活动却集中于山西晋东南太行、太岳之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行、太岳之间,至今遍布着与炎帝有关的传说和习俗。从地理生态环境考察,此地亦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而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亦是最佳的文明孵化场。因而先秦文献及今民间关于炎帝在晋东南活动的记载与传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农业是文明之母,因此晋东南炎帝的传说与祭拜,对于华夏文明探源工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学的基本素质及其当代意义

“国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载体,国学分“经、史、子、集”四科,“经”是中国人的精神,“史”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子”是中国人的思想与智慧,“集”是中国人的情怀。四者共同构成并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风采。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使人类生存遇到了空前大挑战。种种危机之源乃在于人心危机、人性危机。而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贵和执中、贵义贱利、天下为公等八种基本素质,以及其所具有的共生、共存、共荣的世界精神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追求,无疑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人心、人性之危机,对未来世界和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雎》之新研究——古诗文研究新尝试

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我们以往所采用的多是还原法。这种静态的研究,现在看来已经很不够了,因此不少研究者都在作新的探索。有的想把“三论”引进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的则企图用“协同学”或“模糊理论’分析艺术问题。这些新的方法,是否能够成功,现在还很难评定。但文艺研究方法的改革方向,却是值得肯定的。我认为要正确认识一篇古代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一要还原,二要整体把握,三要归终于现实。具体的方法是:第一,抛开陈见,排除“功能固定性”的障碍;第二,训释文字,求合于时代的语言;第三,带读者于作品的时代,探讨主题;第四,移作品于读者的时代,考察民族性;第五分析艺术。我想通过对《诗经·关雎》篇的研究,对此方法进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