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关雎》篇的雎鸠喻意问题

雎鸠本是凶猛之鸟 ,《关雎》乃是以雎鸠之求鱼以象征男子求爱的。而汉儒却视其为贞鸟 ,并释“关关雎鸠”为雌雄和鸣 ,以喻夫妻和谐。此一诠解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在雎鸠由猛禽转变为贞鸟的背后 ,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观念与民族心理变化的原因。此是由历史变迁而造成文化误读的典型范例。     

评余冠英先生《诗经选》——兼与余先生商榷

建国以来出版的几十种《诗经》新注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推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和《诗经选译》。这两本书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几经重印,在社会上和学术     

《诗小序》与诗歌“美刺”评价体系的确立

《毛诗小序》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形成于战国孟子一派学者之手。《诗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是将诗政治化、历史化,并由此而建立起以"美刺"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其意义指向在于国家典礼、时世变迁、政治兴衰以及社会风习等方面。在诗的政治目的性意义指向的表述中,《诗序》实际汇集了诗人之意、典礼用诗之意、诗乐之意、采诗或编诗者之意等四方面的意思。故而引起了后人的种种误解。     

杨慎与《诗经》考据学

在《诗经》学史上,清人之考据成就最为世所注目。而清人之考据,实由明之杨慎启其端。杨慎于明中叶,以其博学宏才,一改宋元儒者空谈义理之风,旁征博引,将《诗经》研究推上了考据的轨道。不仅影响了明后期的《诗经》经学研究,而且也为清代《诗经》考据学的兴盛,开启了先河。     

姚奠中的人生境界

姚奠中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现在人们只知道他是当代著名的学者、书法家,是山西省文化界的泰斗,还曾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却鲜有人知道他的古道热肠与人生     

何楷的《诗》学贡献

自汉迄明的《诗经》研究,用功最勤、标新意识最强者,莫过于何楷的《诗经世本古 义》。但此书至今未受到《诗经》学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主在论其书对《诗》学之贡献。     

《商颂》非宋人作考

关于《诗经·商颂》一案,学术界已打了二千年的官司。在汉时,传诗者分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都主《商颂》为周时宋人所作,而毛亨承子夏之传,则主《商颂》为商代之作。自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毛传》作笺之后,遂使毛说畅行,三家之说废止。迄至清代,经学研究复盛。魏源著《诗古微》,举出十三个证据,力辩《商颂》为宋人作。接着皮锡瑞著《诗经通论》,更举七证以实之。近人王国维又从甲骨文中索取证据,力证魏、皮之说。到二十世纪疑古派兴起,更是主张《商颂》为宋襄公时之作。于是《商颂》之为《宋颂》,几成定论,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也很少有人提及了。然而,从新出土的文物与相传资料看,定《商颂》为宋颂实属错案。大有辩明的必要。     

春秋会盟燕享与诗礼风流

春秋时代,一半是战火狼烟,一半是诗礼风流。频繁的冲突与会盟燕享,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基本的色调,而会盟之间杯酒赋吟,则成了解决国际纠纷、展示士君子风范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这直接影响到了士君子的价值判断与人格修养。于此,各国之间兴起了研究《诗》礼的热潮,促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礼绾结,赋吟应对,绘出了《诗》学史上最具灵性的一幕。后世文人诗酒酬唱,实与此一脉相承。     

困惑中的思考——论《楚辞》研究的出路

余读梁氏《中国积弱溯源论》,未尝不废书长叹,反躬自省,又未尝不汗背沾衣.梁氏不仅揭示了民族衰落的病根,而且一针见血地点透了传统士大夫在高尚事业掩盖下的毫无意义的存在,及其在专制的阴谋中,甘愿浪费生命的可悲和可怜.他说: 秦皇之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也.秦皇之拙计也.以焚坑为焚坑,何如以不焚坑?宋艺祖开馆辑书,而曰:"天下英雄,在吾彀中."明太祖定制艺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间,     

从“二雅”怨刺诗看周代诗坛的民主精神

“怨刺诗”一名,起于汉朝。《汉书·礼乐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所谓怨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作者内心的怨愤,二是指对时弊的针砭。二者皆是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现实猛烈激撞所闪发的火花,因此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诗经》中的怨刺诗主要见于《大雅》与《小雅》。“二雅”共一百○五篇,而怨刺之作就有将近四十篇,占三分之一还要多。它是“二雅”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们的作者,有立于朝廷的大官,也有出入贵们的小臣;有从军行役的征夫,也有无衣无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