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兰的塔塔尔人

引言从很早的古代起,波兰人就一直对亚洲感兴趣。早在中世纪,波兰就与东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到东方国家去的波兰使者和游历者不断增多。波兰国王在那里寻求同盟者和朋友,波兰社会在那里寻求艺术和知识。然而,在波兰最为人熟知的是她亲密的东方     

博洛尼亚框架下的学业成功研究———一项关于德国高校专业改革的实证研究

随着博洛尼亚高校改革的到来,德国政府希望通过改革吸引更多的非主流群体进入高校学习, 然而事实不尽如人意。在针对不同高校、不同专业所进行的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博洛尼亚框架下本科 学业进程的特点以及学生学业成功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从高校教学法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干预措施, 以期改善本科专业的教育不公平现象。     

转型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治理

关注欧洲治理的转型使我们面临困惑,虽然各成员国主权与管理权力的转让日渐增加。但根据国家意愿来制定政策这一原则依然显示出无限的活力。在欧洲决策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天平似乎已向前者倾斜而对后者不利,但正是欧洲政体的特殊性质使得公共行为体得以继续存在。为了更好地理解欧洲治理的转型,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会有所助益。这不是指政府不同层级或不同种类的利益行为体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而是指治理实践的变化和对治理内涵的理解。     

沉默与修复

由于对负罪的理由认识不足,奴隶贸易史长期隐而不彰。这种隐瞒历史所导致的无知,已被证明对于当代年轻人是有害的。如果我们想培养年轻人的心智,以督促他们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那么,形成关于过去的共识就很重要。过去数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通过其"奴隶之路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the Slave Route)和联合学院网络,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     

国际组织与国际合法性:制约、问题与可能性

把国际合法性与国际组织联在一起 ,似乎有些奇怪。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国际组织是对一种国际关系的社会化观念的表达、捍卫、推广和放大。这种国际关系观念对主张和逐渐落实一种国际合法性观念至为重要。结果 ,反思全球治理 (其现实情况和未来的可能情况 )的方式之一 ,就是分析国际组织是如何体现和促进国际合法性的形成。本文论述了三个要点。首先 ,评估国际组织目前的合法性。其次 ,考察国际组织对国际社会化的贡献———国际社会化是国际或全球治理的另一个说法。第三 ,推想有关未来的国际体系、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及其合法性的若干问题。     

欧洲各国社会科学情报文献工作概况

国家社会科学情报文献活动和官方政策的基本情况人们把情报和文献看作是一个通信系统,它使从事知识生产的研究者和对现有全部知识进行加工和存取的文献学家和情报专家同需要参考资料以及实际知识的用户之间保持联系.这种观点普遍适用,但是这一系统发挥作用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别的.     

列维-斯特劳斯访问记

法国《新观察家》第816期和第817期(1980年6月和7月间出版)连载了访问克洛德·列维一斯特劳斯的专题报道,题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自述》.由该刊记者让-保罗·昂托万和安德烈·比尔吉埃尔整理.我们摘译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何为灾难?”: 人类学对一个持久问题的观点

［摘要］灾难的定义, 如同文化之概念, 纷繁驳杂, 无清晰之定论。斯密斯认为, 灾难定义的不确定性并不妨碍学术的研究, 其持续的争论恰好说明灾难研究领域的活力。灾难定义之争表现为：（1）主观性和客观性;（2）常态与非常态;（3）社会与环境。斯密斯认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是灾难研究的要点,而人类学之传统的适应（adaptation）观念或其对立面——适应性缺失,也即脆弱性（vulnerability）为解释灾难因果与过程的关键。人类学需要强化从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研究人、环境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     

智能社会的计算信息：决策的信息—计算进路

目前，我们正处于机器智能支持和人类智能提高的阶段，因此，将会越来越多地依靠智能计算技术来增强我们的直觉和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身上的信息负载不断增加，社会计算技术正在从简单的社会信息交流走向社会智能发展。“信息哲学与智能社会发展”论坛上的一些关于必要理论和方法发展的想法，为理解智慧社会提供了思想资源。在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过程中，计算/(数据)信息处理和通信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智能预测支持人类决策方面，发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核心作用，为决策提供了当代计算模型支持。从这场危机中吸取的关于使用智能决策技术的教训，对于用具体的现实世界内容来填补“智能社会”的概念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