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文化心理结构的必要补充——论都市文艺生产市场化的观念转换

当我们坐而论道式地谈论着某种文艺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确实已遭遇了这样一个都市文化市场：光怪陆离的现代摇滚、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电影及其ＶＣＤ、层出不穷的流行音乐、摩肩接踵的“的高”广场、受到狂热崇拜的通俗歌手与名模……各类商业文化作坊正无时无刻、处心积虑...     

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本文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中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了剖视。由于“五四”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思想,并非出自中国社会内部经济文化机制发展到充分成熟的一种自然选择,而主要是先觉者们从西方“拿来”的。故而在其选择、汲纳过程中,必然受到选择主体原有精神文化形态的制约,形成选择主体和被选择客体之间的互渗或同构。文章置“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宏观透视和微观分析,较系统地论证了:“五四”作家观念中的个性主义,在其哲学本体意义上,往往是“群”和“类”的个体显现,他们显意识层次中的单数的“自我”,往往就是他们潜意识层次中的复数的“我们”。当他们把自我从传统社会中分离出来,追寻个体价值的完成的同时,其本质却是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生产——论创造社与上海泰东图书局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出版业,不仅在生产文学文本赖以存在的报纸、书刊,也在生产作家的生存空间和话语空间(文坛),新文学的声音,正是通过这一产业机器及其市场运作,不断地被放大、复制,并牢牢地占据了社会文化中心。著名新文学社团创造社与上海泰东图书局之间的关系,向我们演示了新文学作家和出版商之间,是如何在各自目的、利益的驱动下进行斡旋,以致相互倚重、达成共谋的具体过程。这一过程使我们看到:一个外在于“文学精神”的资源整合系统——近代出版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现代文学史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