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一佛教吸引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思辨智慧。佛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思辨哲学，它不同干一般世俗认识的根本处在于它是一种彻底的否定形态的思维方法。它认为事物的“实相”不可能由世俗的肯定性认识来把握，而只能在对各种认识的不断否定中去体悟。这样否定的结果，从形式上看是“无所得”，但实质上则是“有所得”，只不过这种“有所得”是通过“无所得”这种否定方式达到的，实际上也即是通过否定事物具有的一般的、个别的性质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在对现实的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而它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也就非常具有辩证色彩。恩格斯曾对…     

安徽定远县的回族

定远县是安徽省回族群众聚居最多的县份之一，其中二龙回族乡是全省成立较早的回族乡。定远县现有回族人口19729人，其中大部分聚居在二龙回族乡（回族人口8904人）和定城镇（回族人口2560人）。其余散居于藕塘、池河、斋朗、仓镇、三和、刘锦、天河等乡镇。回族是定远23个民族中除汉族以外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全县55个乡镇只有十里黄无回族居住。全县共有16个回民村，总人口21047入，其中回族人口13765入，占总人口的63％。16个回族村有8个属于二龙回族乡。一、来源及其发展（－）由国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看，自明朝开始已有回民…     

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研究

被誉为“辽东第一古碑”和“石文中第一篇大文字”的好太王碑,近年来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引起了深入的探讨,尤其对于它的发现时间、捶拓经过及流传始末更颇滋聚讼,莫衷一是。《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发表王健群同志《好太王碑的发现和捶拓》,对该碑的发现历史提出完整的看法,该刊1985年第1期又发表刘永智同志的《好太王碑的发现及其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嘉兴市图书馆合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

本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嘉兴市图书馆合编的。参加编纂工作的有陈学文、郑绍昌、张振维、乐志荣和陶诚益等五人,郑绍昌编校了碑刻资料与部分文献资料,陈学文则担当了全书的编校。本书的结构大致分为两编:甲编为文献资料,乙编为碑刻资料,文献资料占全书的百分之八十五。另外,《附录》(另辑成册)收有《嘉兴府及各县县域沿革表》,《元、明、清嘉兴府各县市镇表》和《嘉兴府志、县志、乡、镇、圩志目录》。     

浅议年鉴精品的含义

第三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选活动 已落下帷幕。从这五年一度的检阅中,我们看 到了我国年鉴事业发展的轨迹及其取得的进 步,但同时正如许家康会长指出的那样存在着 两大问题:“一是片面追求豪华”,“二是编校     

《苏州年鉴》（2006）出版发行

由《苏州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年鉴》(2006)正式出版发行,并配有光盘。《苏州年鉴》(2006)是《苏州年鉴》自1983年创刊后的第23本年鉴。它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载了2005年度苏州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率先达到全面小康指标的发展历程及各行各业取得     

浙江省举行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浙江省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十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杭州召开。全省各地的鲁迅研究工作者一百二十多人参加了讨论会,会议共收到论文一百二十多篇,专著、刊物多种。这次讨论会的规模,是我省历史上所没有的。与会同志认真学习讨论了有关文件,进一步明确了鲁迅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广泛地进行了学术交流活动,就鲁迅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明清时期回族哈乃斐教法的本土化

中国穆斯林素称自己属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派别。本文认为 ,从明代开始 ,哈乃斐教法从“法”的范畴走向“俗”的领域 ,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清代苏非派产生后 ,教法从“一元”演变为“多元” ,成为一种“内行外明”的礼仪制度 ,中国苏非派穆斯林遵行的教法是融苏非主张、本土习俗和哈乃斐教法为一体的一个“综合体”。     

苏联民族政策的某些方面

关于“苏联人民——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的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卓越成果,似乎都集中体现在“苏联人民”身上。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象这个新的历史性共同体那样,把现有阶级、社会集团、民族和部族如此紧密而牢固地联合在一起的先例。在七十年代,关于“苏联人民”是新的、社会的和国际的人们共同体的理论,在表述我国民族关系的现阶段的特点方面占有中心地位。“苏联人民”这一范畴,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经济方面,它确立了每个共和国的经济同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之间的有机联系,表明与苏联经济格格不入的地方主义倾向是徒劳无益和毫无前途的。在社会政治方面,它表明了苏维埃社会在国家、社会、     

试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构建

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边疆安全。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在西部民族地区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体系,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平衡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