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律变革与发展关系论

新世纪的全球化进程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以史无前例的态势推进,不过最终的效果如何还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就中国而言,要想在这一进程中使本国法律的变革与发展能合乎时代的要求,关键还在于处理好法律全球化与多元化、法律全球化与西方化、法律全球化与本土化、法律全球化与传统法律文化、法律移植与自我创制以及法律的独特性与协调性等方面的相互关系。     

社会变迁：法律变革与发展之源

法律源于社会,而社会因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制约之下永恒地变迁着,由此也导致了法律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地变革与发展,即法律变革与发展的重心在社会。同时,由于社会与法律构成了一对特殊的矛盾统一体,使得法律变革与发展又会反推社会变迁,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特质,才能使法律随着社会变迁而变革与发展。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研究

本文通过对英美法系主要国家证据展示制度的比较分析，并借鉴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和应用，提出构造我国证据展示制度的思考和建议，以期对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的建立有所获益。     

传统东方国家法律价值旨趣论析——兼与西方比较研究

社会是法律的生命之源。要使社会内在需求的“法律”转化为现实之中的“法律”是不能脱离国家这一中介的 ,而这转化的实现状态既受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的影响 ,也受国家的法律价值旨趣所左右。就传统东方而言 ,由于国家凌驾于完全依附于自身的社会之上 ,使得社会没有足够的力量制衡国家按社会内在需求制定和实施法律 ,从而呈现出国家所确立的法律价值追求“为皇权服务”起着决定性作用     

国家同法律变革与发展关系论

法律的生命是维系于社会 ,然而要使社会内在需求的“法律”能及时、充分地转化为现实之中的“法律”是不可能脱离国家这一中介的。只有国家扮演好自身与社会内在要求相适应的角色 ,才能使体现社会内在需求的现实中的“法律”能适时、有效地变革与发展 ,并助推社会变迁 ,形成两者良性互动。所以 ,对国家同法律变革与发展间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的内在特征能有较为清晰地把握至关重要。     

传统东方国家职能与法律运行模式

法律的运行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行使,有什么样的国家权力运作状态,就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运行模式.而国家权力的运行状态是通过其职能行使来体现的,所以国家职能的行使必然要制约和影响着法律的运行模式.传统东方国家因其行政职能的有限性和以法律为工具为其履行有限职能的专制统治职能服务,导致其法律运行模式的特殊性和法律根本发挥不了其应然的功用,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行政职能与法律的功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与法律功能、国家职能特征与法制模式等方面.     

传统东方社会内在状态变化对法律发展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述

法律的生命源于社会,社会内部某一因素的变化在影响整个社会运行状态的同时,也影响了其法律的品格及发展态势,传统东方也不例外。其影响自身法律发展状态的因素,主要有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工、私有化程度、城市制度、交往形式、婚姻家庭制度、宗法血缘关系等。     

邯郸起义前后的日日夜夜

今年2月19日,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不幸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泪水长流,悲痛不已。随着《平汉战役前夕》、《上党战役》等电视剧的播出,我仿佛又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回到邯郸起义前后的日日夜夜。 邯郸起义是刘伯承、邓小平决策的伟大胜利,正如小平同志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一文中所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     

"国家-社会"两分架构及其方法论意义——就研究法律发展问题论之

研究问题的设定以及解读方式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研究者的思维逻辑起点.在拟定好所要研究的主题之后,选择切中肯綮的分析工具应是率先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法律的生命源于社会,要使体现社会内在需求的"法律"现实化,须依赖于国家这一中介,其发展路径及特质同国家与社会各自的状态以及两者间的互动性紧密相连.基于此,在研究法律发展这一主题时,以"国家-社会"两分架构为切入点是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在此框架下,须以自身的发展逻辑为出发点,对国家与社会有正确的认识,对传统予以界定,对研究的目标加以定位,唯此方能发挥其功能以达预期目标.     

基层社会矛盾的成因与化解机制探析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基层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是因为民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提高与管理者能力缺失,利益主体和格局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与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失衡,民众的文化心理、不同宗教信仰等带来的行为差异以及宗族势力、家族势力等各种潜在的非正规组织势力与社会管理不善等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为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应着力从提升基层政府能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矛盾处理合力、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司法效能、强化公民素质、完善监督制约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构建一个和谐、有序、高效、安全、经济、系统的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运行机制,惟此方可能达到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