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人》绪论(节译)

H .赛瑞斯的这篇文章虽然已面世 2 0余年了 ,但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北元时期蒙古史以及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文中表现出来的把当时蒙古人主体与“中国”区分开的观点 ,纯属其个人的观点。本刊发表此文也仅是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田清波从鄂尔多斯获得的蒙文抄本目录

这份蒙文抄本目录,大部分是由田清波于1905-1925年问从鄂尔多斯收集的。田清波曾经告诉过我,说他曹经用一匹马换过一部特殊的抄本,然而不幸的是我已经记不得是哪一部了。他常说有几位蒙古人私下也寻找过抄本。那时,或许他会获得这些本子,可是这并不十分容易。因为在蒙古人中很少有人会欣然放弃那些典籍;或者他们就请人来抄写。对于为什么下面所述的如此之多的原文都是于1910年前后获得,我要作些解释。事实上,在这些抄本中极少部分是从宁夏主教管辖区档案馆里抢救得来的,其中有一份抄本目录,还有一些口头传说和唱词本,这些均由田清波编纂而成。很显然,没多久田清波     

论富裕社会里的革命

《爱欲与文明》,这一书名就表述了一种乐观的,委婉的,甚至是积极的思想,也就是说,发达工业社会的成就将使人们能够扭转进步的方向,打破生产与破坏、自由与压抑之间不可避免的联合——换言之,将使人们能够学会一种“享乐的科学”(gaya sciencia),这种科学讲的是在对付死亡供应者(purveyofs of death)     

苏联改革对东欧体制可能产生的影响

苏联体制最突出的经济限制在于其当前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过去的五年里,年增长率在大约2—3％的幅度内摆动。如此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难以维持苏联巨大的军费开支以及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的。假如这种缓慢的增长率的取得是通过革新和资金及劳动生产率的稳步上升——用苏联的说法是通过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就可能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从而在将来重振失去了     

论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美国宪政史上的作用

导论 虽然约翰·马歇尔是美国第四位大法官,但由于其作为一名大法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个人的人格力量,他从此改变了人们对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政民主中地位的看法.事实上,"马歇尔法院"这一名称,无论是被其同时代的人用来指称最高法院,还是被后来的宪法史学家所引用,都强调了马歇尔本人对最高法院其他法官和宪法性法律的历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1801年以前,当马歇尔还没有执掌最高法院的时候,这一全国的最高裁判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总统和国会的控制之下.在其最初存在的十二年中,有三人先后担任过大法官,但无人能象马歇尔那样在其三十年的任职当中将自己的名字与最高法院紧紧联系在一起.     

如何理解记叙理论

记叙理论与历史调查方法有相同的产生根源.因此,要研究一种具体的理论,就必须研究它所记叙的问题,换言之,不能正确理解记叙理论的目的便不能充分认识它所使用的术语.由于当代记叙理论与现象分析偏重于一种认识论,因而歪曲了认识论与记叙理论的关系.每一种理论都有其认识论上的限度,在没克服这种局限之前都是不完善的,假如我们只注意某些理论的具体     

政治制度危机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模式

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客观前提(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发达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的觉醒)的概念已被现实社会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所证实。经验表明,不具备上述必要条件,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思想——实现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不可能的。缺乏物质基础或对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的某些观点有抵触,则可能用产生于政治唯意志论的集权主义政治制度或者政治权威来补充。除社会主义特征以外,这些社会还具有符合实际等     

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问题

到1782年,13个殖民地已经摆脱英国的统治。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并组成一个单一的民族,这是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两项艰巨任务。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所同意的邦联条款,与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差不多。在随后的年月里,由于个别州向着不同方向发展,彼此不断发生冲突。如     

社会性别的标准: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概念

正如过去 2 0年社会性别研究所显示的 ,人们无意识地拥有的社会性别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它们影响我们的态度、行为和自我感受。社会性别观念受社会和文化的引导 ,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本文介绍了 1 995年和 1 999年在荷兰学生中进行的社会性别分类的实验结果 ,从中可以看到在这5年中 ,当代的社会性别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展示了当今有关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标准概念。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近期所开展的性别研究 ,并提出与性别和工作、性别平等、性别与自尊 ,以及改变当今社会性别观念的需求相关的问题。在过去 2 0年 ,女性主义科学家和学者们曾…     

国际金融结构的改革计划

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随着资金流动的大幅度增加而发生了变化。但是 ,继 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 ,过去 10年中发生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对国际金融体制进行改革的辩论 ,最后导致了诸多决策。通过对国际金融管理机构进行简要地考察和对最近危机进行分析 ,可以明显看出 ,虽然加强监控和增强透明度能起一定的作用 ,但是金融技术的更新很快就会使它们过时。同样 ,为预防和应付危机而建立的许多机制显然难以奏效 ,原因在于过多条件的限制———有时并非合理。在最近的反思中缺少两样东西 :没有对限制条件进行深入地辩论 ,对地区的作用也缺乏认识。此外 ,有关辩论也没有考虑金融体制本应有的第一要义 ,即对发展的资助 ,特别是对最贫穷国家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