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控制与社会成长

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变迁之中,在基层社会与基层政府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必须看到国家传统控制手段的不足,为避免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无谓的对抗,政党作为民主的核心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便可以有所作为.具体而言,政党必须完成国家性向社会性的回归,政党引导着社会的利益表达,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也顺应社会的生长.     

政治发展与制度转型(三篇)

主持人语:自政治学产生以来,如何构建良好的公共生活就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命题。二战以后的比较政治学更聚焦于政治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政治路径的构建与批判。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生态不同,普适性的政治发展路径依然难以成为现实。寻求世界发展共识、探索本国特色的道路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学家新的学术使命。     

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基于神权、教会与资本的权力变迁视角

从历史的维度看,城市的发展伴随着政治权力重构的过程。在古典时期,城市依附神的旨意而存在;在中世纪,城市为教会所有;而在近现代,资本试图控制城市。但作为人类自由聚居地的城市,从古典城邦到现代城市,冰冷的建筑背后是人性的光辉,城市的成长伴随着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的背后正是城市社会力量的崛起,正是这种力量在国家、宗教与资本权力之中的成长,才使城市始终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     

国外高教行政体制的基本走向

不同经济体制决定了各国不同的高教行政管理体制,即使是相同的经济体制各国高教行政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但近年各国高教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高教行政管理体制出现目标的趋同.     

面向权利持续的城市更新——基于“生计”到“生活”的演变逻辑

城市生计并不等同于城市生活。前者是工具性的,后者是权利性的。城市化有一个从“生计”到“生活”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形成了城市圈层的扩张与“侵犯”,从而造成城市的区域衰退等问题。着眼于这些问题的系统解决,城市更新依次体现为城区—街区—社区更新的行动逻辑。在这一逻辑中,生产空间的物理性方案逐步让位于生活空间的社会化方案。这一逻辑转换本质上是城市权利的持续。在城市边界的刚性约束下,权利的多维发展影响着城市更新的政策进路。面向权利持续的城市更新把城市视为权利的个体集合,视为生产、居住、发展的权利综合,并以权利的持续支持城市更新的政策持续。     

社会风险化解中的政府持续

中国社会风险的高发来自诸多要素的作用。当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政治发展撕裂时,风险往往同时出现在政治与社会之中;当社会风险只能依靠政治手段方能化解时,国家功能的全面行使则可能消弭社会自我修复的可能性。社会风险因此往往与政治风险联系起来,甚至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危机。但是从逻辑上看,社会风险本身蕴涵着社会成长的内在要求,政府在化解社会风险时不能迷信于压力机制的秩序控制,而应适时调整社会政策以促进政府持续和社会成长,从而从基础上化解社会风险。     

保持特色 正确定位——对行业专科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再思考

1998年6月,国务院决定对国家经贸委所属93所普通高校、72所成人高校以及中专学校等进行管理体制改革,81所普通高校完成了隶属关系从中央到地方的划转。本文通过对行业专科学校管理体制划转带来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对如何寻求一条适合于大多数专科学校的发展途径进行一定探讨。     

"高教改革政府动力论"质疑 --兼与秦红、王欣同志商榷

从行政体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认为行政权力结构无序与行政职能无序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并对政府动力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政府理论:在事实与价值之间

从知识论的视角看,政府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发展的理论原点及基本路径,这一路径往往遭遇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从一般规律来看,特定政府的失败往往是政府事实对于政府价值的颠覆.政府理论并不能简单地从应然的政府价值中进行推导,应该服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治理的传统与现实需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理论的原点并不存在,政府理论只是回答了特定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困境与任务.在当代中国,政府理论遭受着知识与需要两个层面的拷问,中国化的政府理论只有从芜杂的理论丛林中突围出来,才能构建属于自身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