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与近代史研究的总体架构

租界史研究终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已取得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接下去的任务,就是将这一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一步。这就有必要使我们的研究在科学水准上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与突破。 提高我们研究的科学水准,首先需要对租界本身进行具体的研究,进而深入地考察租界     

重视历史认识发展史的研究

目前已经问世的各种史学史,以历代职业史学家的研究活动和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名著为主要研究对象,严格说来,只是历史编纂学史。这一研究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对于历史过程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这一任务毕竟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及史学专门著作来承担的。然而,史学史局限于此,似又嫌不足。     

如何创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笔谈)

新中国的人文学术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一是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丕变,二是从“以阶级论为纲”的学术形态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学术形态的变迁,近年来,人文研究已进入第三次转型,即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的方向性转变。第三次转型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主旨,要求学术扎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土壤,直面并回应时代问题。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为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回信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值此回信一周年之际,为深入贯彻回信精神,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致思于如何凝练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问题的学术概念、理论、思想,如何创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以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近代中国历史哲学的确立及意义——读李成蹊的《历史与民族精神》

历史哲学自意大利的维科、法国的伏尔泰倡导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成为历史学中分歧最大、争议最多,且常常为神秘主义气氛、思辩色彩所笼罩的一个领域。如果说伴随西方启蒙时代理性史学的辉煌成     

论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作出了巨大牺牲的一生。其立德、立功、立言,理想与实践,成功与失败,都与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息息相关。他的前半生,致力于将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从其所概括的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后半生,则致力于将广大农民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产生私有制的社会分工,包含工农之间的分工、城乡之间的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国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或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分工中解放出来。不论对毛泽东本人如何评价,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无论是其肯定的方面,还是否定的方面,或是否定之否定方面,都是异常宝贵的。     

人文与市场的纠结:第三次国学思潮反思

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方兴未艾。在这次国学思潮中,人们对于国学的含义有较大争议,并由此导致了重倡派、反对派、缓行派、谨慎派、补充派、重估派等各种流派的纷争。其所展现的是现代化与传统性颉颃、人文性与市场化纠结、学术性与大众化并存的思想生态。由于这次国学思潮处于中国工业化中期与市场化完善期,因此其人文主义诉求显著。无论是从学术发展、人文熏育、文化创新,还是从身份标志、文化认同来看,国学的昌盛都是必要的,但必须以现代化的、开放的、多元的、创新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     

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

启蒙运动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发端。由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导致启蒙走向反启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启蒙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中得以复兴。它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相比 ,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 ,彼此积极互动。所谓理性专擅 ,实际上抹煞了目的理性 ,将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 ,以工具理性压倒目的理性。但真正的问题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专擅 ,是在挑战中提升启蒙而不是否定启蒙。     

民初政党政治与黄兴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

民国之初，当共和制取代传统的君主制之时，中国建立了新型的议会与政党政治这—中国从未有过的政治体制。可是，经过短暂数年的实践，袁世凯却又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共和制—度又为君主制所替代。许多志士仁人先前曾对新型政治体制充满期待，其后又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总结，一些重要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些总结，深刻影响了其后政党建设的走向和政治体制的结构。本文通过黄兴这一个案的辨正和解析，对这一有意义的课题作了初步探讨。     

推进文化史研究的正确指针——学习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

文化史,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研究课题。说它古老,因为在史学发展史上,它与政治史几乎同时产生;说它新鲜,因为近数十年来,人们专注于政治史、军事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在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以后,它显得相当冷落。近年来,适应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掌握人类所已创造的全部知识,了解它的内在规律,使之得到丰富与发展,成了文化史研究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对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问题,进行过长时期的、深入的研究,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意见。虽然毛泽东同志自谦对文化问题是“门外汉”,将他的论述称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但是,当我们今天认真从事中外文化史研究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深感它们仍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推进我们研究工作的正确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