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标志产品与县域经济发展

地理标志是指产品的“籍贯”或“原籍”,用于指示一项产品的原产地,其特定质量也完全或者主要取决于该地的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本文以福建平和琯溪蜜柚产业的地方实践为个案,意在说明地理标志产品对县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深度影响,其潜存的价值不仅是在农业之内寻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对于我们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机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地理标志的实质就是在现代集约农业背景下保护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一种以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为精神纽带的地方资源.     

妙峰山:田野追踪与研究拓展

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35千米处,主峰大云坨海拔1 291米,雄居于“小西山”诸峰之上.这里不仅有奇松怪石、清泉飞瀑等自然景观,更因香火不绝的碧霞元君信仰而素有“北京第一仙山”的美誉.闻名遐迩的“娘娘庙”始建于明代,灵感官、回香阁、玉皇顶三座庙宇群,依山取势,参差错落,14座殿堂中分别供奉着儒、佛、道和民间崇信的各种神祗.从清康熙帝敕封“金顶”庙会开始,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有数十万香客朝顶,数百档香会进香献艺.这里也因此成为京津冀地区民间宗教的圣地.除了作为民众的信仰中心,这里还因1925年顾颉刚等5位学者的妙峰山进香调查,而被视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祥地”.2008年,妙峰山庙会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其承载了民众生活的历史与记忆,这里又成为了传承民间文化的“风水宝地”.     

庄孔韶教授：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的人类学家

在30年的人类学研究中,庄孔韶教授游走于理论与实践之间。他对西南刀耕火种民族的调查、对东南金翼黄村的同访,为其文化撰写的多元实践带来了学术滋养和思想灵感,从而使他在少数民族文化、汉人社会、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摄制、公共卫生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对组织人类学和生物文化多样性原则在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推广应用,更是展现了本土文化自身的巨大潜能和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的深度理解。     

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

从文与野、主与客的关系入手,在与人类学的比较中,讨论了口述历史与口述传统的特色所在.认为口述史文本是研究者通过访谈制作的,而民俗学之口头传承文本则是研究者通过田野作业发掘的.     

林耀华教授和他的凉山彝族研究

林耀华教授的凉山彝族研究历时 50年。这期间 ,凉山彝族的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略论了林先生半个世纪的学术成果 ,回顾了其理论建树和亲躬实践的探索历程。其学术研究启示后人 :一方面要秉承前辈的治学传统 ;另一方面要常生开拓之心。这是人类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     

沙莲香与中国民族性研究

沙莲香1936年生于辽宁大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长期致力于社会心理学和中国民族性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后颇具声望的社会心理学家。其代表性著作《中国民族性》、《中国人百年》等声播海内外。她的中国民族性研究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此时＂文革＂结束,人们如噩梦初醒,回首十年间的动荡体验,在痛定思痛之后更有一种强烈的探讨中国人问题的欲望。     

乌丙安教授:民俗学理论建设与学术实践

从1953年起,乌丙安先生便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然而学术研究之才情未及释放,便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1969年全家被遣送到偏远农村再度接受劳动改造,20年严酷的生活经历磨炼了意志,感悟了人     

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 ———黄淑娉教授访谈录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主张人类学应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认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应该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但由于西方人类学传统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与学术实践等原因,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学界对汉族社会的研究仍显沉寂.     

杨庆堃的社会学研究及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

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从1930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的系统调查,到1960年代对中国宗教结构与功能的阐释,从1940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到1970年代对晚晴社会运动规律的探索,在历史的脉络中解读社会秩序的构成、解体与变迁.其学术洞察与思想创见,不仅给后续性的研究带来了理论滋养和灵感,也彰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乡土社会转型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日益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离土"与"留守"的社会事实,给承载农业文化的乡村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传习久远的农耕经验和手工技艺渐已淡出乡民的视野.在这种背景下,寻找开掘乡土文化资源的有效路径,保护和传承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乡土中国"的理解,更能提升我们对自身所属文化模式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