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

确立区分原则是妥当处理无权处分的基础.由于以往我国的法律思维中缺乏对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所以,无权处分的否定后果往往落在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之上,造成利益的扭曲.我国的无权处分制度应当构建在公示效力核心模式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百年支农经验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和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自共产党成立至今,支农政策经历了土地改革、集体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城乡融合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政策都重塑了农村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百年支农经验表明,城乡关系是理解支农政策的重要视角,从早期的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后的二元经济,到现在的城乡融合发展。借助于对一系列城乡关系政策组合的综合运用,农业、农村逐渐融入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这些经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应将乡村振兴战略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地位,并为其提供制度支持;二是在将市场置于支农经济的基础性地位之上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城乡实行一体化提供公共服务。     

论商事留置权的特性与规则

本文在不同国家法律背景下,比较了商事留置权与民事留置权的差异,认为商事留置权的特性深受各国不同的法律体系结构影响,呈现不同的差异性。早期的立法,从成立要件到法律效力都有很大的差异性;晚近以来,成立要件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效力差异正逐渐缩小。我国民商合一体系下,商事留置权的特性主要表现为商主体的限定、牵连关系的拟制等方面。立法应有针对性地规定不同于民事留置权的差异性规则。我国《物权法》所规定的企业间留置权,距离商事留置权还有一定差距。主体应扩大到双方商主体;牵连关系的拟制应设专门的条文规定。并提出了确立善意留置规则的构想。     

通感隐喻微观对比框架中体验哲学与民俗模型性的联合动因考辩

以往的通感研究一直限于修辞学的范畴之中,没有上升至认知的高度,且跨语言的对比研究不很充分.传统的通感辞格究其实质是一种概念隐喻的子类别,其运作方式与其他普通概念隐喻并无二致.鉴于此认识,有必要在大量收集和归纳汉英语言通感隐喻的基础上展开微观对比研究,探索通感隐喻在两种语言中的认知模式和优势分布格局,揭示通感隐喻的普遍性与差异性,进而挖掘其内在的体验哲学及民俗模型性动因.     

论我国物权变动立法中的二元化模式

我国物权变动立法应当采用二元化的模式。一元化的形式主义立法模式过分强调交易安全,忽略了交易效率;过分强调公示,从而抹杀了当事人间不必公示的交换利益。意思主义的价值在于有利于促成财产的流转,实现交易便捷和高效率。二元化模式是我国物权立法对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平行继受的结果,它有利于发挥意思主义的优势以克服形式主义的局限性。     

汉英“胸(breast)”隐喻的体认-文化阐发

隐喻是人类认知的手段,身体是原始思维的起点,二者结合形成的人体隐喻贯穿于人类认知建构和发展进程的始终。身体部位“胸”是人体躯干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以此为源域的隐喻建构在汉英语中广泛存在。研究以CCL和COCA语料库搜集的“胸(breast)”隐喻词簇的语料为基准,对比分析相关表达,发现汉英语言立足共同的具身性认知,共享四大“胸/breast”隐喻意象,即悲痛懊恼、感情居所、空间位置和身体器官;基于文化脚本的宏观差异,汉英语料亦体现出气度隐喻、器官辐射范围和动作隐喻等区别性用法。     

论买卖合同中的减价请求权

减价本质,在于"按质论价",按照物有所值的规则行事。我国虽于《合同法》第111条规定了减价制度,但规定过于简单,其逻辑构成有待进一步明晰。减价责任作为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之一,买受人的减价权应理解为形成权而非请求权,只需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发生减价的法律效果,但出卖人对自己违约行为享有的履行救治权,应优先于买受人的减价权,给予出卖人自愿补正瑕疵履行的机会。减价数额多少应依据比例计算方式得出,以此实现买卖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待给付关系的主观等值原则。     

概念隐喻观与整合理论对隐喻机制的交互性阐释

隐喻在传统意义上是一种润饰词藻、令描述锦上添花的修辞手段。在乔治.莱考夫引导的认知语义学极富成效的热烈讨论下,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隐喻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机制。但是部分新鲜和抽象的隐喻机制已经超越了概念隐喻理论的解释范畴,由此引发了概念整合理论者对创层性概念化过程的深入探索。本文尝试性地论证,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两种理论究其本质是互补性和交互性的,并非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学界必须将两股探索洪流融为一处,更加全面和系统地揭示困惑人类千百年来隐喻机制的神秘面纱。     

略论经理人与近代中国信托业的发展

近代中国自1920年西方引入信托这一金融产业后,开始出现一个经理人群体,这些经理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知识背景,他们通过研究信托、从事信托实务经营、推动信托业界的联合,使这一纯粹的舶来品在近代中国取得初步发展。由此可见,经理人在推进近代中国信托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