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档案人员的培训工作

档案工作尤其是基层档案工作，看起来极为平凡，但是在平凡中却蕴含着伟大或不平凡的一面。从现实工作看，档案工作是效益很高的工作；从长远看，档案工作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工作之一。当代社会已步入信息化社会，而信息化的基础工作是对信息的管理和利用。档案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人类了解自己的历史，创造自己的历史，档案也将起到重要作用。档案在信息化社会比任何物质财富更加宝贵和重要。当代社会的现代化、电子化，为档案的信息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但是，没有档案原件的保管和利用，没有档案作依据，各种信息，尤其是历史信息的传播非…     

私人乘用车节能减排政策效果分析

文章以LEAP系统为工具,把私人乘用车按排量异质分类,模拟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情景并分析其效果。结果发现:现实世界燃油经济性与排量大小非同方向变化;各情景下2020年耗能都会突破百亿吉焦,2021年CO2排放超过8×108t;降低年度行驶里程效果最优,增加节能车占比效果最差;目前供给侧实行的减控政策不能达到既定目标,须鼓励使用端绿色出行。研究认为应综合施行宏微观、供需端多种政策,尤其是控制行驶里程,大力发展纯电动乘用车,防止中高排量区间乘用车净增量占比的增长。     

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

秦印制度对战国至秦统一的历史进程多有反映,由封泥所见县印切入,可揭示相关面貌,并增进对秦汉、汉唐政治制度演变的认知。秦印称谓经历由“玺”而“印”的变化,时间非以秦统一为界,而在统一前夕。天子印称“玺”、吏民印称“印”,与秦统一“正用字”“正用语”的旨趣尚不尽同,后者属“非制度”行为,故曰“群臣莫敢用”。“通官印”指可通于上的“通官”群体用印,对称概念是“小官印”。“官”指官吏而非机构,“小官印”不是“小”的“官印”,而是“小官”的“印”。秦代“小官印”“少官印”是指少吏所持官印。与后世唐代不同,秦官印主要是吏员印。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秦主官用印时吏员印、官署印属性合一。秦县、乡印存在不同写法,如“绵者”与“绵诸”、“灋丘”与“废丘”、“卿”与“鄉”,是秦“同书文字”的体现,时代分属统一前后。用字之外,界栏也是判断用印时代的重要参考。秦及汉初“道”官不置乡,或设“部”管理,部印之“部”与马王堆地图所见之“部”的性质相近。     

斜拉拱桥受力性能及设计参数分析

斜拉拱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桥型,它为斜拉拉索和拱的组合体系,目前国内外做的相关研究工作很少。文中采用有限元分析讨论斜拉拱的几个主要设计参数即拱肋刚度、拉索锚固高度以及拉索在拱肋上锚固间距变化时对拱肋受力状态的影响,以此来得到合理的结构布置建议。     

家庭和社区环境对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分析视角,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分析家庭和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考察社区环境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不同年龄组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和社区环境均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直接影响,且社区环境对家庭环境的健康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在不同年龄的老人中,社区环境各因素的影响不同。在中龄老年人中,社区为老设施对于家庭居住条件较差的老人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更强;在高龄老年人中,社区养老服务对家庭居住条件较差的老人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因此,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应注重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家庭及社区环境,以社区为老设施和养老服务扩面、提质、增效为契机,打好家庭和社区环境“组合拳”;通过二者高效配合,尽可能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任务驱动法”在“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本文就“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应用作一初探。     

浅议高校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在高校中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解决当前高校财政支出管理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笔者根据财务管理的工作实践,认为我国的高等院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现行国库支付制度并不完全适合高校,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高校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     

论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及现代性重构

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属性是生态治理合法化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关系到生态治理行为方式和评价依据,因而成为生态治理研究的热点之一。自然界的先在性是生态治理主体存在的前提,它从根本上奠定了生态治理实施的场域,然而生态治理主体内部却存在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张力。实际上,生态治理主体的合理性建基于群己关系,并根据这种普遍关系的伦理性赋予生态治理行为的合法性。为此,需要从有机思维角度重构生态治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即立足于人类社会聚焦于生态消费观念及其行为。     

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的得与失

作为现阶段从严惩治腐败政治诉求的刑法回应,《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作了重要修改,许多修改内容均值得肯定。但其总体上并没有破除贪污受贿立法本来存在的结构性积弊,重新编织的贪污受贿刑事法网以及调整的惩治力度,不但没有提升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反而是\"名严实宽\",难以满足反腐败刑法供给的需要。理论上进一步评估和探讨此次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修正的得与失,可以为全面修正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作理论铺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