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学形式制度的建立

在很多文学史描述中,文学革命好像倡导之后立即就成功了,其实远不是这样,新文学的各项制度,主要包括白话的语体形式,新式标点的句断形式,以及分段的篇章形式和横行的排版形式,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才得以规范。新文学各项制度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知识转型的过程,新文学各项制度的建立是知识转型的一部分,同时也为现代知识转型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泰戈尔访华与革命文学初潮——从1924年泰戈尔访华讲学受到抵制说起

从1919年到1923年,中国思想界借由一次次论争一直处在复杂的分化与组合之中。1924年泰戈尔来华访问讲学所遭到的抵制声浪,是值得重视和研讨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恰恰可以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分化的实际情形:五四前后阵线混淆、各种流派混杂难分的局面渐渐消失,一个行动的时代正在悄然展开。社会更加行动化,正一步一步革命化,相对来说,思想层面的思考正在萎缩。与此相适应,文学观念也在加速转换中,"革命文学"的倡导这时已经露出台面。     

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探析

瞿秋白在30年代大众语运动中,提出了新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要求从五四白话中超越出来,建立真正的大众语.虽然他的文艺理论主张今天看来远远超越了时代的实际需要,但他在这场运动中有效地宣传了以阶级论为内容的社会革命的思想,借言语问题强化了人们的阶级意识,语言工具的论争,本质上转化为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宣传,论争本身的科学性,其实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通过彰显群众观念、人民观念,获得道德上、舆论上的有利地位.这次运动在精神谱系上与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主张,以及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是完全一致的,在党的文艺理论谱系里居于重要的过渡地位.     

1940年代南京汪伪统治时期古体诗词的回潮

南京是古典诗词传统深厚的地方,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两次复古的潮流都是在南京发端的。1940年代汪伪统治时期古典诗词再次出现繁盛,汪伪政府凭借政权力量支持了这一复古的潮流,一时间雅集不断,专门刊登古典诗词的刊物得到政府财政的扶持,汪伪高官在骚坛吟咏,集合了大量的诗人词客,可以说这是古典诗词在民国时期的文学公共空间的最后一次回潮。这一古典诗词的回潮在美学的基调上是以哀凉为底蕴的,这种人为的繁荣也是难以为继的。     

白话·文言·文体间性

在新旧文体发生冲突的时候,代表不同阵营的人都习惯于抬高自己的文体价值,各自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以凝聚文化群体的信念,取得支配权。这种不自觉强调自己主体性的行为,主要的弊端是限制了文化视野,隐含着排斥对方合理价值的看不见的暴力。尤其当社会政治的力量介入之后,这种对立的关系会更尖锐化,由于过度强调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斗争关系,无形中干扰了两种文体间性关系的良性发展。文体问题,并不单纯是文体的问题,而是文化取向的选择,文体间性问题,是要在不同文化选择之间实现综合与互补,避免文化选择过程中过于偏执的走向。     

磨合中的偏离: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博弈

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种统一的现代性概念,不可能预设一个独立于时间、地域的普遍一致的标准,它只能是多元的、局部的.西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板,这个模板要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与特定的文化、历史、制度发生碰撞,受到删削、改造,成为特殊的地域现代性.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反映这种地域现代性进程中的生活,具有不同干西方现代文学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