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一）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到祥之查仁（shang-kyi-tsha-ring）地方向大成就者乌坚巴求教以及乌坚巴圆寂。虽然乌坚巴没有担任让迥多吉的传戒老师,但他一直是让迥多吉的最主要的上师,直到1309年圆寂。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不仅随从乌坚巴等上师学习噶玛噶举派的各种显密教法,而且还学习过宁玛、希解等教派以及噶举派各个支派的教法。他勤奋好学,不仅精通医学,而且为了绘制一地图,就用了七支笔,足见他的学习精神是可嘉的。他著有《心要论》、《梦之显宗经论》、《现行之释要》、《喜金刚第二品之注释》、《历算集论》、《释续金刚曼义释》、《三味耶海注》等著作。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是一位没有任何门户之见的僧人,本章记载了他知悉吉祥萨迦寺院缺少佛法资具和法器的情况后,马上召集地方头领和各教派的信众,请求大家为寺院捐资捐物,从此为吉祥萨迦寺院敬献财物者越来越多,使萨迦派教法得以弘扬。由于汉地和多麦地区出现一些邪恶僧人之行为,故不喜欢佛法的大臣们到处议论,将各地不净之僧人（指有妻室的僧人）全部勒令还俗处以刑罚,支应赋税兵役,并命令把他们的寺院毁掉。帝师贡噶坚赞等僧人奏请阻止,未能奏效。是第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亲自出面才阻止了驱逐僧人、破坏寺院等行为。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元朝后期一部分大臣对皇帝笃信佛教的做法是持反对意见的,同时也可看出噶玛噶举派对元王室影响日益增强的事实。此外,本章还详细介绍了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二次抵达大都等地的活动。他除了为皇帝、大臣及信众灌顶和传授佛法外,还专门回西藏,从桑耶寺取来长寿水献给皇帝;他为了弘扬藏传佛教文化,还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赐给他写造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金银交给了蔡巴,造了一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并为诸经籍举行了开光仪式。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二次进京的过程中,其地位很快就提升到与萨迦派的帝师、国师相近,这代表了噶玛噶举派与元中央王朝建立关系的历史趋势,也表明了以活佛转世的方式确定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从一开始就在西藏与中央王朝建立关系方面占据有一定的优势。在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之后,噶玛噶举派已成为元、明中央王朝倚重的一个主要教派。值得注意的是,1334年当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准备返回西藏时,皇帝妥懽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chos-thams-cad-stong-pa-nyid-du-rtogs-pavi-sangs-rgyas-karma-pa）,赐给了水晶玉印及金字牌符,并赐给他的亲炙弟子多康定真桑波（ting-vdsin-bzang-po）和蔡巴格迥钦波（tshal-pa-dge-sbyong-chen-po）等司徒印信,赐给（噶玛噶举派）在杂日等地的新旧寺院以金锭等大量物品。还下令在粗布寺为皇帝加严图（vjav-yan-du）兴建影堂（yin-thang）,在粗隆地方设立＂达尔罕＂（dar-rgan）之官职。此译文承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颢先生刊登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34至43页的译注。另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译文中人名和地名皆采用藏文拉丁文转写,特此说明。     

现代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教育人类学的根本研究论题刍议

作为学科界说的新范式,“新教育人类学”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教育人类学既是一门社会科学,又是教育诸学科中最为基础的学科——之上,主张教育人类学的根本研究论题是现代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尽管学界关于“何谓现代性”至今仍是聚讼纷纷、莫衷一是,但在反思性继承社会科学已有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教育人类学至少可以从同一性与多样性和不平等与多样性两个主题出发对现代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展开探索和论述,进而转换研究视角和理论观念,努力做出新时代“标志性研究成果”。     

两岸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之比较——基于大学章程的视角

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的基本依据,对大学内部治理至关重要。通过对《吉林大学章程》与《台湾大学组织规程》内部治理结构和要素的比较,发现在校长选任与权责、学生权利与权力、内部决策的程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对其进行分析比较,有助于大陆借鉴先进经验,完善大学章程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基于高光谱遥感的千旱区土壤光谱特征分析

土壤是地球表面一切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因此,研究土壤的反射光谱曲线的形态,动态方向及其变化规律不仅在土地资源的遥感调查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利用高光谱遥感对地表上的多种地物光谱进行分析与特征识别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中利用实测的土壤反射光谱数据,通过数据平滑方法,微分等方法对土壤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消除噪声对土壤光谱曲线的各种干扰,分析土壤光谱特性曲线及相关因素如土壤质地、土壤类型以及土壤盐分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土壤反射光谱曲线的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光谱特征参数的提取,测定不同质地,不同类型土壤以及不同盐分土壤的反射光谱特性曲线,研究土壤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对土壤波谱曲线的影响,获得不同属性土壤的反射光谱特征信息。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九)

译文提要: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于1454年至1461年在藏族地区的一些活动.却扎嘉措于藏历木阳狗年(1454年)之正月十五日降生于俄地(rngod),其父名扎巴白竹,母名拉姆吉.其出生不久,在多次对他的考验中,都显示了他非凡的个性和灵异,使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前世噶玛巴活佛的转世.少年时,他曾见到许多藏族著名的大师,如嘉木样钦波、霍尔东噶西巴森格坚赞、噶西玛塞、嘉摩本波、塞恰斋瓦索耶、竹扎喇嘛、霍绒国师衮嘎坚赞等贤哲,不仅随同他们修习佛法、开启了智慧之门,而且在思想、行为方面也逐渐成熟.特别是在他五岁时,藏族著名的伏藏师热特那林巴前来拜见,并将自己发掘的伏藏、圣物以及第六世噶玛巴之预言等敬献给却扎嘉措.对此,王森先生著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记载:“到十五、十六世纪时,热特那林巴将‘上部伏藏’和‘下部伏藏’及以后继续发掘出来的伏藏,还有他自己发掘出来的一些伏藏汇刻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南藏’.”此处译文的记载对热特那林巴发掘的伏藏以及整理、汇刻伏藏经文的时间确定为公元1458年前后,并不是十五、十六世纪.此后,热特那林巴与却扎嘉措又有多次交往,并为其传授了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事部、行部、瑜伽部、生起大瑜伽、大圆满等教法,使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对宁玛派的教法有所修习.此外,译文中尚出现有一些新的地名,如俄吉贝诺(rngod-kyi-ber-bsnol)、聂沃(snye-bo)、喀廓卡(ga-gor-kha)、纳达(nags-mdar)、都多沃(sdug-do-bo)、萨普却米(gsav-phu-chos-mi)、泽玛卡(rtsi-ma-kha)、霍拉姆查郭(lho-lam-khra-sgo)、达瓦坚泽(rta-bar-rgyal-vdsin)、央卡盯(gyang-kha)、空托(khyung-tho)等地名,这些地名对于研究藏族历史地名有着重要的意义.     

旅游业与塔尔寺藏传佛教文化保护传承问题之思考

塔尔寺藏传佛教文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享誉海内外,成为藏传佛教文化的旅游文化品牌.但近年来藏传佛教旅游的持续过热,对塔尔寺的藏传佛教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工作等方面带来的种种影响,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之外,塔尔寺是举世闻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开放、最早实行”以寺养寺”试点和旅游开发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尤其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社会问题,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整个藏传佛教旅游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藏传佛教信仰现状及发展趋势——以那曲县古露镇及其所属拔戎寺为例

本文根据对西藏那曲县古露镇及其所属拔戎寺之间互动关系的调查研究,认为藏传佛教信仰从个体发生上看,有理性化的倾向;从宗教信仰的动机上看,以世俗功利为目的的世俗信仰与以来世为目标的价值信仰并存;从宗教行为及信仰方式看,宗教行为趋于简化,信仰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现代化是藏传佛教今后的发展趋势。     

论康剑散文的喀纳斯书写

在喀纳斯的书写中,康剑以聆听者身份进入到自然山水与人文之中,又以讲述者的身份将喀纳斯“山水经”在“你—我”的叙事主体建构中生动细致地传达出来。作为摄影师的他也将摄影技巧运用于散文创作中,在色彩调和、视点选择以及构图层次等方面展现出风光旖旎的喀纳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景时空美学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康剑在散文中对喀纳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变化予以了深度描绘,将喀纳斯书写从地理风景的状写提升到了地方文化的建构上,体现出了作为山野守望者的他对生态保护及文化传承的深重忧思。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七）

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于1485-1495年期间的事迹.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一生善于结交上层人士,据记载他之根本的僧伽以及侍从中,喜好佛法的大德与种姓高贵者最多,他经常不断地为这些上层人士灌顶、讲经等,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仅为这些上层人士传播佛法,而且还经常出谋划策,深得这些上层人士的信赖.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资助下,修建有许多佛像和寺院.比如,他曾在乃囊寺的佛堂塑造有新佛像;在雅加地方,用金、铜铸造三十二庹高的大佛像;他还在伦珠寺大规模地修建有新佛殿;在热普岗精心建造了九十四根大立柱面积的佛殿;在上工布的东噶岩石山上修建寺院.在当雄修建有羊八井寺,从此红帽系活佛的主寺也由乃囊寺迁至羊八井寺.此外,他还不断利用自己的威望,调解教派及地方政权之间的纷争,如调解了恰塔、雅则之间的纷争.其次,本章还用大量的篇幅记载红帽系第四世活佛与第七世噶玛巴活佛的交往.因二人是师徒关系,故他经常不断地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并为第七世噶玛巴奉献有黄金及许多的礼物.此外,他们师徒二人除主持寺院事务外,还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他们曾积极为仁蚌巴出谋划策,来对付帕竹地方政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