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藏区及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贡献

红军长征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长征中的红军曾在滇、康、川、青、甘藏区转战达一年半以上,党和红军在藏区进行了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的实践,推动了藏族人民革命运动,受到藏族人民的拥护。长征也是中国革命最艰苦困难的时刻,但却得到了藏族人民的有力支援,藏族各阶层群众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我国企业资金安全控制问题研究

企业资金安全性分析与盈利性分析、流动性分析、成长性分析共同成为财务分析的组成部分。资金安全可以分为存量安全、流量安全和增量安全。影响企业资金安全的主要因素有财权的独立性、信息的不对称性等。企业必须重视决策成本,完善治理结构,强化内部制度的执行力等以确保资金安全。     

招生与就业中的教育公平问题调查

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考察了284名大学生对教育公平问题包括招生与就业问题的看法.结果表明:大学生普遍认为招生和就业过程存在不公平,尤其对招生制度不合理、招生中的腐败问题和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院校差别以及用人方看重外貌、只重学历不重能力等问题反映强烈.     

佛国广济与吴承恩写《西游记》之谜

《西游记》作者素来有所争议,但吴承恩作《西游记》成为学界的主流学说。以此为立足点探讨了吴承恩的身世,其中吴承恩在湖北荆王府,任“纪善”一职,佛国广济的深厚文化和山水风情对其写作《西游记》有很大帮助,考察《西游记》文本,广济的历史人文和民间传说载入《西游记》中甚为普遍,在此基础上探讨广济与吴承恩写《西游记》之谜,认为广济应为《西游记》创作背景地。     

论凯洛夫教育学中国化的经验及其启示

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其中国化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兴起、批判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凯洛夫教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确立地位并产生持续的长期影响,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凯洛夫教育学本身的科学性、时代性、操作性等是内在因素,政治因素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文化因素在深层次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教育专家、中国教育学家和中国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则是其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凯洛夫教育学中国化的经验启示我们,学习借鉴国外教育理论思想,要杜绝运动式学习,要对引入理论进行系统化深入研究,要把握引入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契合性。     

《唐才子传校笺·李远传》辨正

梁超然先生在校笺《唐才子传·李远》“早历下邑”条时,由于误引《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记载,认为“云阳”为当涂,故得出李远曾任职当涂的结论,陶敏先生补笺亦同。这种说法本身存在诸多疑点,依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结合“云阳”一词在唐代诗歌中的使用情况,可以认定许浑诗中的“云阳”为古代旧称,即唐时的丹阳县,而非当涂。     

张澜致吴芳吉信件考:兼考吴芳吉1928年前后的动向

1927年底至1928年张澜挽留吴芳吉的信件为我们考证吴芳吉在此期间的行程动向提供了直接史料,结合吴芳吉书信、《吴宓日记》、《吴宓书信集》等史料,可理清以下实事:1927年秋,吴芳吉开始任教国立成都大学,期间由于好友吴宓邀请赴京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他一度在当年年底辞职成大,计划1928年春携家人出川北上。但筹集不到全家出行的路费,加之时局动荡,吴芳吉的出川计划搁浅,从1928年初寒假归家到8月,他一直在江津,生计维艰。张澜的不懈努力最终使吴芳吉于1928年9月重返成都大学任教,直至1930年。吴芳吉计划出川但最终留任成都大学,其中的曲折展示他在此期间为衣食谋、为家庭委曲求全、为时局所困的艰难处境。     

建构主义理论在《DSP原理与应用》双语教学课程中的继续实践

本文根据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在《DSP原理与应用》的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继续和深化了以外语为主,中文为辅,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辅助的中文课外建构主义教学辅导实践。实践表明,参加课外中文建构主义教学辅导实践学习小组的学生学习积极性、自觉性比其他非学习小组的学生高,学习和掌握DSP的基本理论及外语专用词汇更为顺利,掌握的知识面更广、更深。学习成绩明显提高。     

"淡中有味,飘而不散"--汪曾祺小说的艺术魅力

汪曾祺是一位连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20世纪40年代师从沈从文,新时期发表大量作品,与废名、沈从文、阿成、贾平凹、何立伟等作家同属一脉。他的小说以疏散平和的观念、平淡的叙述方式、散文化的结构、简洁准确的语言和“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风格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