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与陈去病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文人柳亚子、陈去病是同乡、挚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人的政治立场、思想主张、诗文风格基本相同,为反清革命、维护共和并肩战斗.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柳亚子继续前进,与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陈去病却落后了,不赞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离骚》比兴源于楚文化

成顼在《理论月刊》今年第4期上撰文认为,从汉代淮南王刘安到王逸直至今天,人们都无一例外地从《诗经》中寻找《离骚》比兴的源头,但近二十年来楚文化的考古发掘,以诸多的雄辩事实说明,《离骚》比兴源于楚文化自身。 他认为,楚文化中的巫风习俗是我们理解《离骚》比兴的关键。楚国是一个巫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其巫文化构成了楚民族文化的一个典型特色。在巫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楚人对巫的宗教品质修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而民间祭歌《九歌》以香花香草桂酒椒浆敬神娱神。写作年代可能早于战国     

浅谈翻译

真正的翻译工作,不管是口译还是笔译,是文学艺术翻译作品还是科技作品,都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有人否定这种看法,说什么“翻译就是翻译嘛,翻译工作就是翻译工作嘛,谈不上什么创造性”。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诚然,翻译小说和创作小说绝不是同一回事,两者之间不应该划上等号,但翻译和创作也有共同之处,就是两者都需要创造性劳动和创造性思维。有人说,创作小说是“无中生有”,而翻译小说则是“照本宣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姑且不说创作是否能够“无中生有”,也不说创作小说是否不需要深入体验生活,提炼生活素材,只说说翻译是不是可以“照本宣科”和“依样画葫芦”?翻译小说     

解放思想 打破禁区 积极开展党史研究工作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关于搜集、整理、研究民间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及编篡地方革命史、地方志的指示》,并于一九六○年成立了“陕西地区党史编纂委员会”,组织原省委党校、西安市委党校、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有关单位的三十多位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简史》(草稿)[包括《陕西省近百年大事纪述》(现代部分)(初稿)、《陕西省革命烈士回忆录》(初稿),以下总称《简史》]。这些材料刚刚写成草稿,还没有来得及修     

论非营利组织活动的伦理特质

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公益型非营利组织,以追求社会正义为理想目标,通过组织化的形式,把志愿者的志愿精神凝聚成一股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在非营利组织内部是一种善心的凝聚、交流与激发,对社会来说则是社会自组织的一种有效的道德倡导、感召与示范。总之,它是现代社会道德实践的一种新模式。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因素探析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部署被不断推进,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重要举措。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深层次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一对重要范畴,领导干部与制度规范是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内部因素,如何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维系领导权威与制度权威的平衡关系至关重要。此外,市场经济环境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考验;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挑战;多元社会思潮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冲击等等,都是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可以更好地发现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症下药。     

“公关”：市场经济的力柄

“公关”：市场经济的力柄廖晓静（河南财经学院）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活动方式，其历史如同人类社会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一门新型的管理科学和职业的现代公共关系，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     

哈佛商学院案例教学法的特点及其启示

哈佛大学商学院独创的案例教学法对于培养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起了十分良好的作用。研究其中的运作过程和特点,对于改进当前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具有现实的意义。     

国内科技计划后补助政策研究及对广东的启示

后补助方式实行"先实施,后拨款"的资助机制,是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一项重要政策机制。本文从后补助资助的理论出发,分析后补助的定义内涵和主要类型,梳理国家、浙江、江苏等国内科技计划后补助政策现状,系统分析广东省及各地市在科技计划后补助、创新券后补助、研发投入后补助、研发准备金制度等政策现状,并提出加快出台后补助政策指引、明确后补助的适用范围、确定后补助支持方式的补助标准、加强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鼓励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等政策建议。     

论我国灾害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法治保障

构建灾害治理共同体不仅是对灾害应对中的社会动员机制的反思,也是在践行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中的共同体战略。法治作为建设灾害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确保协同治灾的制度化和常态化,而且能够助推国家灾害治理体系和灾害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在灾害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法治保障中存在着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优化。首先,在立法中确立共同体理念,厘清主体型构及责任界分,明确非政府主体的治理主体身份。其次,拓展法律激励标的的类型,优化法律激励标的的实现机制。最后,设置协同治灾的组织机构,推进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合演练的常态化,创新灾害治理的国家监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