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阶层关系的建构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实现社会阶层关系的和谐。当前随着社会转型,阶层关系出现诸多不均衡,如新阶层如何融入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中,阶层之间游戏规则不平等;目标与手段不一致以及阶层之间主观认识与客观地位的错位,其主要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因而提出实现阶层和谐的路径探讨: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完善的阶层利益制约机制,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夏征农教育孙女扎根农村

正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辞海》新版主编夏征农的孙女夏玲珠,曾在老家江西丰城农村劳动、教书长达20多年。1968年夏,夏玲珠在上海初中毕业。其后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她去哪里接受再教育呢?夏玲珠按照祖父夏征农的意见,回到了老家江西省丰城县同田公社镇坊大队夏家村。从此,这个16     

试论“枫桥经验”中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

2018“新时代诸暨市社区居民安全感调查”表明枫桥地区是一个信息全对称的高社会资本存量社会,治安志愿者、治安志 愿者组织等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主体在纠纷化解、犯罪预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且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治安志愿者、治安志愿 者组织等非正式控制主体与枫桥社区安全感显著相关。最终发现枫桥地区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控制能够取得成功与 我国“官治”与“民治”相结合的传统文化、治理主体注重重塑集体记忆、将非正式社会控制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搭建快乐体验 路径来提升非正式控制能力密切相关。     

论自媒体时代隐私权的保护

当人类进入了以博客、微博以及微信等为载体的自媒体信息时代,作为言论自由的延伸,具有先天表达自由的优势,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旦自由表达超越了其合理范围,则会出现与隐私权的冲突。所以,有必要立足于自媒体表达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社会现实,通过制定网络隐私权的专项法规、增设专门的网络隐私保密机构以及创新隐私权保护的技术化等措施来加强对隐私权的有效保护。     

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影响研究

农业科技进步事关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事关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作为发展中农业大国的中国来说意义尤为重大。文章在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础上,以中国13个省级行政单位2000-2012年数据为例,实证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影响是显著的;除农村金融规模指标外,前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科研人员的投入量、农村金融结构和效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人力资本指标均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产生显著影响。     

信息网络建设:制约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

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有充分的信息保证 ,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作必须依靠信息支撑 ,信息网络建设是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生命线。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突出了劳动力信息网络建设的紧迫性 ,由于体制分割、采集手段落后、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单一、职业介绍市场化进程滞后以及管理体制的落后制约了劳动力信息网络的发展 ,也制约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建设一个以准确性、权威性、科学性、快捷性、规范性和延伸性为要求的劳动力信息网络 ,已经成为促进并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关键环节     

GDP“放弃保八”——中国经济的相关问题思考

首先通过对中国2012年GDP增长目标＂放弃保八＂的原因分析,可以得出：调低经济发展目标是客观必然与主动选择的结果,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分配结构调整,注重GDP发展质量,关注民生。其次,阐述了＂放弃保八＂的机遇与挑战,主要从经济结构调整、新能源开发、科技创新、土地资源管理、节能减排、房地产发展、地方政府绩效指标等七个方面展开论述。再就GDP＂放弃保八＂后中国经济战略如何调整加以讨论,得到以下结论：调整经济结构,成功跨越人均GDP4000美元风水岭;增强＂GDP含金量＂;大力发展＂绿色GDP＂;大力推进低碳经济。只有这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人口大国走向真正的经济强国。     

袁世凯被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

在考察中华民国建立这一历史篇章时,必须承认,袁世凯倒向共和对于废除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不承认这一历史作用是不客观的。综观袁氏之所以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错综复杂,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它绝不是偶然性的表现,而是必然性的结果。     

袁世凯与巡警的创建

中国创立巡警制度,始于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随后,清朝政府于1905年成立巡警部,从此,巡警制推行全国。本文试就袁世凯与巡警的关系,以及初创时期的情形,予以评述。     

论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及困境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他们贬抑个人私利,认为人生应该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同时儒家把这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先秦儒家力劝统治者讲求道义,抑制私欲,从而缓和与老百姓的利益对立,宋明理学家则主张“禁欲”,企望消融社会的矛盾冲突,这都是消极和不现实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干社会制度与道德。社会制度是对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公正的分配,而道德是人们对义务的自觉践履。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在这一层次上的道德是带有功利性的。但道德同时是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一种理想的层次,往往是超功利的。儒家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谈。义与利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基本的价值范畴。义与利之关系决定着一个社会根本的价值导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其中以儒家的义利观影响最为深远。但为什么它在现代陷入了困境？到底如何把握儒家义利观的实质？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怎样的义利观？这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