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境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基于云南省的实证分析

当前云南边境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总体态势良好。但由于社会转型、境外意识形态强势渗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以及大学生自律理性偏弱等,导致了部分学生理想信念缺失、功利性特征明显、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明显脱节等问题的出现。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大学生、不断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内容、加大高校德育的实践力度、培养一支立场坚定、愿意扎根边疆的教师队伍以及强化公民教育,塑造责任公民,是现实的客观要求和有效的解决途径。     

“根”文化背景下的人性呼唤——以小说《春去春来》为例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应该有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在中国,道德根文化影响着民族的生活方式。路一凡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受到道德根文化的熏染,具有君子之德。他性格的形成具有两方面的原因:周围智者的教化,秀美山水的滋养。由此造就了他肉身欲求与精神欲求和谐一体的美,锤炼了他的文化自信。     

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国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日常思维的基本图式

作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思维的基本图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日常思维的经验图式或常识图式,二是日常思维的习俗性图式或礼俗性图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凭借经验思维和常识思维自在自发地进行维持个体生存与再生产的各种活动,它以重复性、自发性、实用性为基本特征,这与非日常思维的自觉性、反思性和创造性特征相区别。其次在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上,人们基本上遵循世代相承的各种风俗、习俗、礼俗等进行日常交往活动,它具有礼俗性、情感性、不平等性的特征,这与非日常交往活动所具有平等的、契约化的、理性化的思维特征相区别。     

从丁未黄冈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

丁未黄冈起义尽管历时仅仅数日,然而却暴露出清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的种种不足,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预警机制的缺失.二、社会控制能力弱化.三、对舆论宣传控制不力.四、人事协调能力弱化.总之,面对黄冈起义,清政府在危机应对上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利权回收

清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小黄金期,这其中,邮传部领导的、包括电政业在内的交通利权回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邮传部对清末电政的利权回收之推动集中体现在中俄、中日交涉及中国与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交涉,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进口替代生产,这极有利于该领域的近代化.以往学界仅仅关注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而对政府部门多所忽视,此乃革命史范式在作祟.     

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

1906年11月官制改革失败后袁世凯奏请开去八项兼差一事.对此史书记载及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之举."被迫说"之外,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所辞却的兼差有名无实.亦有将"被迫说"与"有名无实说"合而为一的.其实,袁世凯奏辞兼差不能一概而论定为被迫之举:一是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二是他积极移交兼差事宜.一言一蔽之,有些兼差是袁世凯所乐意辞却的.官制改革后袁世凯的兼差亦非有名无实,这可从袁世凯对兼差的看重与在将交通方面的兼差移交给邮传部之后仍试图予以控制的行为中,当可洞悉端倪.     

科学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反映并表现时代,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自己、创新自己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实践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     

印度的贱民与贱民政治

印度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得其一直面临着纷扰的外族入侵和政治纷乱,对印度的种族生态造成恶劣的影响。种姓制度的这种背景就使得其极具压迫和对抗的属性,特别是贱民种姓。贱民备受欺凌和压迫,他们也一直在寻找解脱的办法。在实行了民众制度普选的近代印度,除了改宗贱民又多了一种选择。本文试图在2009年印度大选的背景下探讨一下贱民的处境与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