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人生第二春”

我们老年人与时俱进，重要的是以什么态度安排好退休生活。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发挥余热”。什么叫“余热”？我国规定女55岁、男60岁退休，难道到了这个年龄就薪尽火灭，只剩下点“余热”了吗？有些国家规定65岁才退休，他们的“热量”是否就比我们能多用5年呢？有的国家的总统六七十岁才竞选上台，难道他们也只是在发挥“余热”？所谓余热的提法，把退休人员统统包括在内，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是不认同“余热”一说的，觉得自己并不老，热量还大，能做很多事。关于“欢度晚年”的说法也值得商榷。过去经济文化落后，灾难频繁，人们的…     

论黄庭坚诗中的禅意符号

黄庭坚诗中类似“春草肥牛”、“无钩狂象”、“牛没马回”的字眼符号不下百个。这些符号不是枯燥干瘪、单调乏味、无形象可言的禅宗术语,而是富有愉悦。诚挚与自由的特色,充满真实内在创造的真理,且恂然“与感性有亲和力”的禅意符号;这是一种令读者悦耳悦目、悦心说意、悦志悦神的,能引人产生诗情画意的审美联想,深寓人生哲理体验的艺术符     

吹牛男爵

本书的主人公敏豪森男爵(即“吹牛男爵”)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1720年出生于德国,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并以一系列探险故事而闻名于世,乃至在他生前就成为一个全欧洲家喻户晓的人物。1758年,英国教授拉佩斯率先出版了一本《敏豪森旅俄猎奇记》,系作者旅德期间根据所听到的有关敏豪森的故事整理而成的,该书问世后颇受欢迎,被多次再版。1786年,德国文学家戈·奥·毕格尔根据拉佩斯原作的第二版编译成德文,易名为《敏豪森男爵历险记》,出版后同样风靡于世,影响甚至超过了前者。今天我们阅读“吹牛男爵”的探险故事,就像经历一场童话之旅,不能不为主人公的奇思妙想而折服。     

生命与“防艾”事业同在

获得世界卫生大奖后的高耀洁更忙了,她把3万元美金的奖金又投进她醉心的“预防艾滋病宣传”之中,年过古稀的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她甚至没有时间来享受天伦之乐——     

在国民经济中加速科技进步

一九八三年苏联生产有三万五千种新的机器、仪器、机组、自动化设施,一万一千多个自动化,机械化生产线和生产区。由于利用了国内科技成果,经济效益达二百七十亿卢布。 但是,现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创造发明活动,在国民经济中积极利用科技成果,加速科学技术进步。 我们完全有条件对工程任务进行明确的、正确的计划,使发明者确立达到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但我们尚有不少疏忽,抽查表明:某些单位研制的一些新技术产品明显次于国外产品的技术性能。就实质而言,这样的技术无权称之为新技术。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的经济效益比真正解决新技术后要小得多。这就是实质。如果我们拟定新技术研制计划时,不能达到最新科研水平,我们就不能将这种低水平的研制合法化。     

T.奥伊则尔曼的《主要哲学流派(哲学史过程的理论分析)》一书简介

本专著有导言、4章和结束语,它是对哲学史过程的理论研究和对当前最有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概念的批判性分析,作者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观来进行这种研究和分析的。第一章:《哲学基本问题的含义和意义》。在我国著作中所流行的关于哲学对象和哲学基本问题一致的论断是不合理的。这种混淆是同毫无根据地扩大解释哲学基本问题     

谈谈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已为人们所公认。但如何正确理解农业的基础作用及怎样更好地发挥它的基础作用,是长期以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从建国以来我国的历史经验看,对这个问题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和做法:一种是把基础理解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垫脚石,不惜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去搞所谓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样,结果农业上不去,整个国民经济也好不起来;另一种是降低积累率,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价格,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用国家的部分财力帮助农民富裕和农村繁荣,並实行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如党中央实行的富民政策,使农民休养生息的措施,结果农业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部分农民也确实较前富裕起来了。但由于农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国家收购的农副产品越多,财政补贴的金额也就越大,这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积累,从当时的情况看也就影响农业以外的一些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采取的     

黄昏中的巨人

他们曾是那个时代的巨人：一群有着英雄传奇般色彩的人物，他们凭借着个人能力与魄力将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并带领着本国人民走向繁荣，抵御了来自国内外的侵略与威胁。他们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就仿佛是一座座不朽的丰碑。然而，结局终将逼近他们——东南亚国家的伟大领袖们。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以藏族习惯法为个案

按照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的生命有机体理论，法学研究者应从经验事实和注重多种本土法学资源的实际效能出发，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习惯法的关系问题，作为国家法与少数民族本土法学资源协调发展的个案进行分析、解释和预测，并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习惯法关系研究的实际意义和可行性，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