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18世纪上半叶不仅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期,同样是其中国观的分水岭。之前欧洲人在神权思维支配下而进行的描绘中西共通性的努力,逐渐转变为基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对中西文化差异性及对立性的认识。不论是以黑格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还是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心取向”,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立场其实从未脱离欧洲本位。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评价在不断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的过程中随时发生着变化,也同样取决于他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有着怎样的需求。而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文化间令人满意的交流和汇通,仍然是一个需要人们苦苦思索和努力实践的问题。     

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

从宏观上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史,可以观察到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变化过程.首先是西方学术的冲击,中国学人作出 过激的反应,用学术的现代化或西方化来否定本民族学术传统.然后在民族的危机感和自信心的双重作用下,又出现呼吁学术的本土化的趋向.但是,本土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西学、恢复旧学.达到这样一种比较理性的认识,其实经历了几代学者的长期探索,其中就包括陈寅恪(1890-1969)、唐长孺(1911-1994)和胡如雷(1926-1998).     

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

关于唐宋变革问题,中外学者历来纷争颇多。近年来,唐、宋史学界都逐渐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则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为此,本期约请张国刚、孙继民、李天石、杜文玉、严耀中五位学者对唐宋变革问题展开讨论。张国刚教授、严耀中教授从文化、孙继民研究员从军事、杜文玉教授、李天石教授从阶级(层)关系等不同的视角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多所创获,启人良多。冀望能够以此推动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明清之际中欧贸易格局的演变

明清之际 ,西方商业殖民势力纷纷东来 ,贸易成为它们在外交手段之外 ,开启中国大门的利器。首先是葡萄牙人 ,然后是西班牙 ,还有荷兰、英国和北欧国家的公司 ,先后成为对华活跃的贸易商。本文试图勾勒一下 16～ 18世纪中欧贸易格局的演变 ,以便于我们理解鸦片战争前中欧关系的发展走势。一、葡西的澳门贸易中葡贸易主要通过澳门进行。自万历六年(15 78)广东地方官允许非朝贡国商人于每年夏、冬两季定期到广州贸易后 ,直到 16 40年 ,葡萄牙人都被许可在广州贸易。葡萄牙人贩运至广州的货物以胡椒为主 ,另有欧洲毛纺织品 ,印度的琥珀、珊瑚、…     

从礼容到礼教:中国中古士族家法的社会变迁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趣味与罗可可风格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知识不仅有形而上的知识和思想层面,也反映在比较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层面,而社会风尚往往又是思想的折射或受其影响所致。以往的论著大多已经比较详细地排比了18世纪欧洲人的艺术口味和中国趣味,文章则试图揭示出,那些影响了欧洲知识界看待中国之眼光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潮流是如何影响着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并且与中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的。     

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

唐五代兵制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从征兵制走向雇佣职业兵制,其军队编制与兵士待遇亦随之变化。唐代前期兵役制度重视兵士的身份和家庭经济条件;后期则重视应募者的武艺技术。中古社会历史的这种变革,体现了国家通过权力直接控制臣民的制度在转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宋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趋势。     

我在《学术月刊》的发稿经历

我知道《学术月刊》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老师安徽师范大学的张海鹏教授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上面。80年代初,我刚刚踏入学术界,除了北京的几家著名历史学专业类杂志外,自己爱读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之一就是《学术月刊》了。她不仅资格老,学     

基于作业的企业成本构成分析

本文对知识经济时代基于作业管理理念的企业成本构成进行了一些探讨,拓展了企业资源的内涵,分析了现代企业的过程特征和与过程相适应的成本特性,提出了闲置资源成本的概念,对闲置资源成本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并用公式的形式,给出了企业成本和产品成本的解析表达,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衡量企业资源优化配置水平指标和作业管理水平指标的表示方法,阐述了其作用和应用范围。     

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