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人口思想的几个特点及其评价

孟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对他的思想,人们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可对其人口思想,不多见专文论述。本文希望在这方面作些探讨。孟子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而日趋完善、兴盛。几百年兼并战争形成的“七雄”中,秦、齐、楚几个强国都想吞并他国,完成统一大业。孟子所在的齐国,土地辽阔,“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国力日益强盛,有希望统一全国。由于多年战乱,田地荒芜,城池废弃,人口急剧减少,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要统一全国,一要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二要有充足的兵源。二者都与人口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劳动力严量不足相矛盾。因而,努力增殖人口,便是当时政治家、思想家     

伦理豁免:法治中国的传统因子

伦理豁免纵贯中华伦理、中华法系,横通“作证豁免权”等现代法律制度,会通伦理和法律关系、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渊源深、土壤厚、生命力强。因此在功能意义上,它从消极防御、积极建设两方面直接敦睦伦理,最终从根本上调谐社会秩序,为法治中国培育积极因子。对每个人及其家庭而言,伦理豁免是有权敦睦伦理的优先权,是人道而公道的;在民间,伦理豁免经由家族自治、乡村绅士自治、行业自治等一步步发育出基层自治,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培育法治生长点;在制度上,伦理豁免适度限制公权力, 保护伦理权,保障伦理圆满和绵延,在家和国、伦理和政治法律之间确定边界,防止国对家的挤压甚至侵犯,防止法律、政治等公权力对伦理私权利的不当介入和非法侵害。     

当前利益追求的特点及其动力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每个主体曾被"左"的错误长期遏制而难以表达的利益追求得以日益释放,爆发出神奇的巨能,并经逐渐健全的法治的规制、道德的导向,整合出强劲的动力,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主体的利益追求日益地真实、显明、多元和强大起来,真正发挥其动力作用。这是20多年来中国社会蔚为壮观的大变化之一。     

伦理豁免中的智慧————基于中华伦理法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的解决 

为圆满解答、彻底解决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问题,中华伦理法从制度上实行伦理豁免。特定义务主体若陷入该两难,其法律义务则视轻重缓急和主体行为能力,或者依法减轻甚至豁免,转由其他义务主体或公权力履行;或者依法推迟,以保证优先敦睦伦理,从而消除伦理危机,然后亲自履行。由此充分保证特定义务主体自由行使特殊优先权,全身心履行伦理义务,悉心敦睦伦理,并从根本上圆满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关系。于是,伦理和法律关系由两难而两全,进而兼顾公序良俗而多全,达至公道。伦理豁免所含的智慧朴而茂,通而深：本乎伦理,使法律植根于本真,圆满履行其重要使命;出于人性,保证法律有合法性、合理性,而成为良法;善待人情,即顺应人之常情,规制不当之情,保证法律真正被认同和遵守,真正有效力和生命力。这样的智慧以常识及其公理性力量,蕴涵旺盛生命力和永恒、普适性因素,纵贯中华伦理法,千年一脉;横通现代法治国家作证豁免权这一类制度,万里友声。     

论先秦义利论的理论地位

本文认为,义利问题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伦理学中的大问题。在先秦诸子伦理学中,义利论之于天人论,是其价值导向和根本精神;之于人我论,具有内核或精神的地位与功能,之于修养论,则是其目的和指向。由于天人论、人我论、修养论在先秦诸子伦理学中居于关键地位,是建起伦理学大厦的基本构架,因而可以说,义利论是先秦诸子伦理学的核心或精神,也是其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     

伯恩施坦不是修正主义始祖

1914年初,包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头子弗·阿德勒在内,竭力宣传着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伯恩施坦已经转变,放弃了修正主义,又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机关报的有名撰稿人弗·列维茨基轻信弗·阿德勒,不经核实,     

伦理学与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伦理学的生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也是寻求改革和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主题。     

兰州大学人口研究室深入会宁县进行社会调查

今年4月1日至20日,兰州大学人口研究室7名教师和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16名学生,深入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会宁县,进行了一次社会、经济、人口调查。该县地处偏僻,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人口增长快,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矛盾很突出。为此,兰大人口研究室对会宁作了深入调查,探讨会宁县发展经济和解决人口问     

先秦儒墨道法义利论的理论得失

在春秋战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先秦儒、墨、道、法四家相激相荡又彼此补充,大都从特殊角度,为凝聚中华民族的传统义利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又各有其缺陷。义利论作为中华民族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行为有长久的影响。分析评判先秦义利论的理论得失,将有益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试论民族价值导向发生的逻辑前提

中华民族在生生不息的历史中,凝聚了富于特色的民族价值导向,以它为指导而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在跨世纪之交,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中华民族依然迫切需要新型的民族价值导向,以引导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为此,除了立足国情进行创造性的提炼概括外,还需要借鉴民族传统价值导向中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导向主要表现为传统义利论,即关于道义与功利(或利益)的理论。本文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