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概念体系的理论结构及其历史演进

<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扎根于中国政治实践,同时也离不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对传统时代的政治概念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获得创新性发展,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就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一定范围内的共识。有学者还就中国传统概念如何进行现代转换进行了专题探讨,得出了颇有理论价值的观点。但是,笔者注意到,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近30年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围绕传统政治观念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运用多学科方法,形成了价值取向不同的研究范式.抽象研究与评价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存在重大缺失.只有历史地解读文献,依托政治哲学的原始事实,分析主要概念、范畴、命题与判断等的逻辑内涵,梳理主要概念、范畴、命题与判断等之间的逻辑联系,才能完整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建构中的工具理性建设

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在遭遇近代西学之后逐渐趋于支离破碎。伴随着传统政治意识的碎片化,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开始重新建构。然而,现代政治意识的建构在中国不仅一波三折,而且其内部结构也不平衡,价值理性明显地占有优势地位,而工具理性则不够健全。工具理性不够健全,一方面导致了形式、程序等在政治生活中的残缺,形式与程序落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公民理性的不足,公民既缺乏充分的认知理性,也缺乏必要的行为理性。充实和健全现代政治意识工具理性迫切地要求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科学既要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范式、结论等优秀成果,更要加速其本土化与普及化的进程,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     

我国大学权力系统中的委员会建设

中国的大学权力系统目前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学权力结构中的委员会存在建制不健全、活动不正常、职能被淡化、代表性不够、权威性不足等重大缺陷.因此,必须加强大学权力结构中的委员会建设,加强高等院校中党的委员会和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建设,加强各种咨询和建议性的专家委员会的建设,加强重要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委员会建设,以便进一步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提高大学的治理效能,推动和促进大学制度体系的不断民主化和科学化.     

黄老学派任道尊法无为的政治伦理思想

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中后期，以原始道家学说为基干，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诸子思想，虽然属于广义的道家，但在政治伦理思想上又明显不同于老子及庄子。黄老学派在政治伦理观念上十分推崇“道”，在政治上坚持以合道为正当，以违道为不正当。君主在政治上的任道，一方面要求其在日常治理中以尊法为高，将法建立在体现道的事理及情理基础上，依法治国；另一方面也要求其克制欲望，清心寡欲，简政无为，轻徭薄赋，恪守无为而治的宗旨。黄老学派的政治伦理思想不同于儒家等学派注重国家组织架构的理想化倾向，也不同于法家驱民以为国的功利化倾向，其倾向于以维持长治久安为目的，在政治伦理内容上聚焦于治国理政的任道尊法无为等原则。     

秦王朝皇帝理论的政治伦理缺陷及其后果

秦王朝短命而亡固然有其执政理念、政策体系及六国残余势力等的影响，但它所建构的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上存在的缺陷在根本上是难辞其咎的。皇帝制度建构起来以后，秦王朝仍然延续了无限尊崇圣人的理念，并因圣王合一的特点而将帝王摆在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上，使其能够以圣人之禀赋而率性而为，奉行霸道政治伦理，虽以圣王自居，以救世自命，但在实践中却已是政令日非，民生愈艰，终至于不亡不止。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并非皇帝制度体系的缺陷所致，而是皇帝制度体系在政令制定及政策运营的伦理指导上存在根本性缺陷所致。     

批判继承与转换创新:传统儒家思想资源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传统儒家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与转换创新，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项。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过程上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古今中西之争愈演愈烈的过程，一方面是西学无孔不入地传播、渗透和濡染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来到中国的西方概念及理论等无一不在中国化，也无一没有中国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不仅必然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得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古今中西文化的汇通工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取新复古，别立新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这样一种别立新宗的最佳历史选择，批判继承，转换创新，既取了马克思主义之新，又复了中国化民族共性之古。     

文化不适应视域下晚清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中国在近代与西方两极相逢，遭遇了重重的文化危机，并由此而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态势和走势。晚清时期，中国文化安全危机的形成及其脱困经历有自身的规律及相应的内在机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根源于传统文化未能与时俱进地发生现代转换，这使得中国固有文化在先进性、民族性及现代性等方面出现了三重不适应。17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对比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历史性悬殊，在趋势上呈西升东降之势，文化先进性由中国转移到了西方。西方携先进性优势，强势打破了中国大门，从而在民族性层面上使传统文化处在藩篱破碎的破防状态，中国传统文化未能转生出现代性，国家文化危机的克服缺乏可以依赖的现代力量，晚清中国深陷国家文化安全困境，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