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的组织创新问题

在社会组织化达到较为充分的地步时,“组织创新”与“社会创新”是两个基本上可以重合的概念,而且组织变革与社会变革都可以在组织创新中发现动力源。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主要是官僚制组织,它因为管理以及外向功能实现的需要而注重结构、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稳定性,除非遭遇了巨大的压力或陷入危机状态,否则不会有主动创新的追求。这也决定了官僚制组织是不可能成为风险社会中的行动体的。我们在风险社会中需要建构可以替代它的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名副其实的“创新型组织”,创新正是合作制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活动、承担任务和实现职能的奥秘所在。合作制组织将创新蕴于合作行动中,使创新成为一种日常性的活动,而且所有组织成员都平等地拥有创新权,任何一个组织成员都不会在创新的问题上受到排斥。     

论西方政治与风险社会生成

现代政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主政治,曾经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信仰”。然而,这样一种无比美好的“信仰”,却把人类带进了风险社会。因此,在风险社会生成的问题上,对西方现代政治加以反思是必要的。以西方民主的形式出现的现代政治是一种竞争政治,它是建立在原子化个人的前提下和基础上的,也是从属于个人以及可以最终归结为个人的各种利益实现和规范利益冲突的需要的。但是,也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存在着在民主的名义下对平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和排斥的问题,存在着排斥伦理道德的问题,存在着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怨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人类带进了风险社会。     

论风险社会中的人及其行动方式

今天,人类社会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呈现。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陷入了系统性的全面风险状态之中。这种风险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风险都不同。在风险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和行动方式都将发生改变,人已经不再作为个体性的存在物而出现,也不可能成为行动者。比较而言,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并且也正是由于个体的人对自我利益的关照以及为了实现利益而与他人开展竞争,社会才获得了发展动力。建立在个体的人的前提下的政治是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出现的。立于这一政治源头上的是个体的人的利益和利益要求,因此,民主政治实质上也是竞争政治。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竞争政治变得非常有害,会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的更深处。风险社会使整个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人的共生共在中寻求生存的机遇和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风险社会中的人的所有静态存在形式都被行动者所置换,并且在其非功利性的道德维度上开展合作行动,通过合作行动达成人的共生共在目的。     

在差异与普遍性的矛盾中看权利

权利概念的提出是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差异觉醒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社会的成长促使个体的人的生成,通过自我意识而实现了差异的觉醒.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建立无非是在差异之中发现普遍性和提供普遍性.所以,有了权利的观念,并在权利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权利作为一种理论设定,应当具有满足差异与普遍性之共同需求的功能,在权利的基石上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承担起承认差异和供给普遍性的双重职责.然而,从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来看,权利在形式上满足了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要求,而在实质上却造成了对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损害.20世纪后期以来,"承认差异"的要求再度出现,特别是新市民社会的出现,指示了一条超越权利的路径.     

考察公共管理概念的多重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大学中的公共政策学院逐渐把重心从政策分析转向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管理研究,公共管理的概念得以再度流行起来.在这一概念重新流行之后,工商学院关于一般管理问题的研究也在公共管理的名义下进行,并构成了一种不同于政策学院的研究途径,波兹曼将这两种途径概括为P途径和B途径.由于两种途径的存在,学者们在公共管理概念的内涵方面无法取得统一的认识,从而呈现出多重内涵并存的状况.进而,在概念的使用上,也有着很大的随意性.这种公共管理概念使用上的随意性也传染到了中国,使中国学者在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     

呼吁理性化、制度化的社会竞争--评《和平的角逐--关于社会竞争的社会学讨论》

文章对于《和平的角逐-关于社会竞争的社会学讨论》一书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及其主要的观点作了全面的述评。文章指出,该书作者渴望理想型竞争的出现,而且把这种竞争理解为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即必须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竞争存在的发展的体制。在这处体制中,社会竞争作为个人的行为模式是理性的,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是有规则和规范的,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是制度化的。     

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

进入90年代,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论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

公共管理是一种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公共管理中,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处在一种平衡的互动之中。权力关系、法律关系是它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继承而来的,而伦理关系则是公共管理关系体系中独特的职业关系。公共管理伦理关系赖以生成的客观依据是社会的服务期望,而主观根据则是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觉识。人与人之间平等化的历史进程,是理解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生成之历史必然性的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