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与政府间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直线增长。这类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经济秩序、政府形象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许多群体性事件最后基本都演变为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的谈判。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谈判的过程正是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博弈的过程。文章基于博弈论相关知识之上构建群体与政府间"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对参与主体采取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参与群体在不同形式下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并通过相关案例研究,最后提出治理途径。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视角

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     

乡村治理中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如何从试点到推广？

以“试点-推广”为主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已是成熟的中国经验,近年来,通过顶层设计指导试点与再试验,再由典型经验充实完善顶层设计,已成为以乡村振兴为目标的农村改革的主要特征。本文梳理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在乡村治理领域的顶层设计,并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乡村治理机制的政策内容中选取若干进入中央政策的地方实践案例,发现并解释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创新的互动。研究认为,化解本地治理压力以及对实际成效的追求成为地方实践创新的初始动力,在寻求合法化支持与政绩塑造的共同作用下,地方实践通过行政层级逐步向上扩展。而中央政府层面,一方面需要自身在乡村治理领域的顶层设计来指导地方实践,另一方面需要将那些能够实现政策优化或是能成为示范典型的地方实践有选择地纳入中央政策,以此完善顶层设计。     

政策网络：行业组织参与下的解读与思考

政策网络的分析方法对政府过程起到了观察政策在制定、执行等方面如何运做的窗口作用。本文对政策网络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梳理,以行业组织作为对政策网络进行结构性解释及分析的对象,并提出了相关的思考。     

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演进与展望

“结构-过程”是中国政治分析的新范式。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整合性省察有助于对其变迁历程与演进前景作出更为深刻的判断。中国乡-村关系演进是结构与过程彼此调适、相互作用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变迁与乡村治理体制结构改革,在现实乡村治理过程中,中国乡-村关系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动态探索与渐进调适三个阶段。其中在初步形成阶段,中国乡-村关系主要表征为行政命令型,而在动态探索过程中,以税费改革为界,中国乡-村关系实现了从利益诱导到情感运作的逻辑转变。基于全新的时代特征,在渐进调适环节,新一轮结构与过程的互动促使合作逻辑下信任均衡型乡-村关系日益生成,并因其遵循乡-村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而成为了乡-村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主持人语

社会建设体系下的乡村治理,从来都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探讨的重点命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以来,紧紧围绕"乡村社会发展、公共治理、农业经济、农业史"等主题,推出主打栏目。2015年第3期,学报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适时推出"乡村治理"研究专栏,以回应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村社会     

论现代电子技术在汽车智能管理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汽车是当前重要的交通工具,汽车的发明和汽车相关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加快了商品和人员的流通。     

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会公平感与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两个个体认知变量剖析社会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运作机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村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越强烈;社会公平感并不直接影响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而是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双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此外,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发现,机构信任在村民社会公平感与乡村治理有序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公示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和法律机制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以激励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