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

从现有把社会工作的对象泛化成“人”的观点看，在对象不明确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必然是“全为”性质的，而“全为”必然成为“不为”。因为人是一个全面的概念，可以说整个世界均为人，在此情况下，社会工作很难作为。从笔者的观点看，社会工作以个体社会关系体系作为实践对象，这虽明确了对象，     

亚细亚封建经济与美国阶层竞争制度的对比分析

亚细亚封建经济的竞争机制使得农民阶层永远不可能有机会转变为地主阶层,然而,美国的经济制度为美国人民建立起了一种看似公平的阶层之间的竞争机制,为下层人民搭建了一个绚烂的"美国梦",而由于这种竞争机制本身的缺陷,使得这种机制,实际上,并不能保证真正的竞争得到实现。本文通过对两种不同竞争机制的对比分析,证实美国经济的竞争制度的缺陷。     

科学技术怎样成为生产力

即使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已经成为共识性命题的今天,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生产力怎样成为生产力仍然是生产力理论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把人的活动简单地区分为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并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只有在精神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的统一中,才能理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活动方式发生变化,人类利用的主导资源发生转换,信息成为社会的主导资源,作为信息主要成份的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相机权衡：流动未成年人轻微盗窃的行为策略和模式

盗窃罪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本研究以甲市流动未成年人的轻微盗窃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讨论该犯罪行为的生成情境及发生机制。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导致了部分未成年人家庭照护与社会照护的不足或缺位,使其陷入“跛脚独立”困境。在生存需求的满足受到威胁与“跛脚独立”情境的双重制约下,部分流动未成年人步入轻微盗窃歧途,试图走向所谓“平衡独立”。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在需求、价值观和认知三方面进行权衡,而关键阶段依次发生的需求倾向的临时漂移、情境式道德突破和基于行为理性的情境控制共同导致了轻微盗窃行为的发生,呈现出相机权衡的特点。本研究聚焦于盗窃发生时行为与情境的互动,以期填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在此方面的空白。     

基于信息传播视角探析遏制谣言传播

谣言是一种缺乏事实根据、未经证实或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新型信息传播模式快速发展,历史与文化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造谣行为不断抬头,不法分子通过没有任何门槛的大众媒介、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布信息,有组织地扰乱视听,误导民众的价值观念,都是谣言产生和快速传播的原因。谣言可催化小事件,加剧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达到不可控的程度,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不但侵害了民众的个体权益,也扰乱了社会秩序,甚至造成全社会的恐慌。大庆市的和谐发展已经步入快车道,决不允许出现任何不利于城市发展的干扰因素。因此,遏制谣言传播对构建和谐大庆具有重要意义。     

团队差序氛围如何影响团队成员的工作表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在中国社会和组织中,"圈子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团队差序氛围的普遍存在,它深刻影响着团队内成员的行为、人际互动规则及绩效表现,并成为当前组织行为领域研究的前沿主题。虽然已有研究开始探讨团队差序氛围的影响模式,然而目前关于团队差序氛围如何影响团队成员工作表现的相关研究却十分缺乏。本研究在权威关系模型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以探讨团队差序氛围影响团队成员工作表现(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心理机制及边界条件。本文认为,团队差序氛围会通过上下级价值观匹配感知的中介作用,对团队成员的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产生间接的消极影响;该间接影响过程会受到团队信任的调节。本文以59名主管和235名员工为对象,通过对两阶段主管—员工配对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预期。本研究的发现,有利于我们了解团队差序氛围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公为行为的内在机理,指导管理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期有效地管理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表现。     

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党校教育重要论述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教育的重要论述,为党校教育继往开来指明了方向.在党校教育工作中,要高扬党旗,坚定政治方向,坚定党的意志和使命,抓好主业主课.要落实党校姓党的教育原则,通过党校教育实现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提高和心灵的自我净化.从唱响主旋律、建好主阵地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教育相关论述的思路.     

我国强制隔离戒毒制度与实践的断裂与重构

我国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经过十年的发展呈现出福利属性凸显、系统性增强等成效，但仍存在制度与实践断裂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福利性与强制性的价值张力、法律规定与法律执行的不平衡、法律供给不足与认知偏差的困境叠加、司法监督与社会监督的不到位、制度刚性有余与活力弹性不足的矛盾、第三方评估机制的缺失等方面。制度与实践的重构需要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认知行为的可塑性、戒毒人员的社会性、医疗和就业服务的可获得性。     

社区矫正制度的社会学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区矫正成为现代行刑制度发展的趋势所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刑罚执行制度的思考,而应与时代的发展相一致,纳入社会发展的人本观念,实现其社会建构的功能。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复合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