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历史·民族——从“北方”意象看王家新诗歌的本土特征

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兴起,对精英文学产生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王家新等一批现代主义诗人继续坚持他们的精神探索.王家新的诗歌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但也表现出中国本土生活的经验和特征.     

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它与叙事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同时,鲁迅创造性的采用了叙事者的话语干预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情感倾向.《伤逝》中叙述者的独特运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和开拓.     

生命之野的双重变奏——以精神分析法解读《爱历元年》的情爱叙事

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演奏了一曲关于高知分子“婚外”爱欲缠绵的罗曼曲,男女主人公沉寂的生命之野与被压抑的原欲在中年时代又各自繁盛热闹起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解读《爱历元年》中的情爱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小说中多次提及的“兰花”可视为男主人公孙离潜意识中的美人原型与象征,他在“超我”的驱动下惯性地压抑性本能并将爱欲投射到了兰花意象上。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学说,爱情的“脱轨”与回返,实则反映了本我、自我、超我三者抗衡的动态过程：本我释放带来灵与肉的欲望化狂欢,自我抗争使爱欲与道德糅合,而超我节制欲望,引导理性回返与爱历重启。《爱历元年》对两性情爱的独特探索无疑也调动了作家的生命经验与人生思考,通过探寻爱情、婚姻和性背后隐藏的无意识动因,读者在《爱历元年》中或许可以找到摆脱情感危机与获得精神突围的出路。     

世纪之交的当代通俗小说潮流与发展特征

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真正具有读者群意义上的“大众”群体出现，人们面对强大的机械文明和物质文明，迫切需要心理上的调节、精神上的放松，善解人意的通俗小说也就应运而生。而在现代大众社会中，世俗化的大举入侵之势，使得“乐”从对于“教”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乐”于是有了独立的地位与本体意义，同时也就具备了天然的合理性。优秀的通俗小说总是在有益人们身心健康的娱乐消遣中实现“教化”的启迪。     

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

存在主义与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道“东渐”并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原点——“天人合一”观具有价值关系的契合性。首先,从本体论层面观之,“天人合一”观与存在主义具有异中趋同的相容性。其次,在认识论上,两者之间同样具有求同存异的对话关系。其三,置身于中国古代与现代之交的王国维是存在主义“东渐”的承前启后者,他直接汲取存在主义前期思想家的精神资源,并将其与“天人合一”融合后熔铸为“境界说”,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化与存在主义的对话提供了启示和思路。     

现代化语境中的新世纪"底层文学"

"底层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一种文学产物,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表面上与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原因相似.但是,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我国现时代文化语境具有一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种因素多元共生的特点,这使得我国新世纪的"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不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呈现出一种相对性和多向性的特点.     

论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形式技巧表演

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文类,元小说发扬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不确定性的特征,通过极端的形式探索和语言游戏,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叙事技巧的表演,它也为后来的小说创作开拓了一种新的方向.     

二元对立视角下的《桃花劫》

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海男坚持从女性身体写作出发,通过探究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来揭示女性的生命历程,用诗一般的谜样语言展示女性身体的本体欲求.在《桃花劫》这部被称为"女性身体的忏悔录"中海男对当下现实生活世界男性与女性、女性自身之间天使与妖妇、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揭示.达到用身体书写女性难以言说的内心体验,用身体记录故事,通过身体传达那来自灵魂的呐喊与哭泣的效果.     

“红”与“黑”的角逐 ——论《黑道》中《教父》式的欲望书写

何顿笔下的钟铁龙从早期规规矩矩的知识分子逐渐转变为抢劫杀人犯,在暴富之后他时刻忍受着良心的煎熬;马里奥·普佐刻画的维托·科利奥尼则从一无所有的西西里移民变成一个在纽约拥有巨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黑手党教父。他们崛起于底层,成为众多人向往的草根英雄,然而财富和光环的背后却是欲望招来的无法隐藏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