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诗歌是“史诗”吗?——兼与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商榷

屈原诗歌属于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史诗是叙事诗的一种。将屈原诗歌为主体的楚辞说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诗”,肯定不正确。把屈原、屈原诗歌以及到两汉时代人们对屈原及其诗歌的历史记载与综合评论,概括为“屈原史诗”,不符合“史诗”的概念,而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的屈原文化现象。     

屈原属于世界——宁宗一 徐志啸二人谈

屈原诗思就象我们头顶上空的一颗恒星,至今仍在那里向我们辐射出精神的热能。因为它是人类一团高贵的激情和内心的定力与时代精神相撞击时所发出的崇高回声。所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参悟的屈原诗思,每个时代中的每个有较高文化修养和内外阅历的人,都可以从他的诗思和诗美中听到自己一个内在的、深沉的高贵的心声,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冲动,一种热力,感受到自身生命自强不息的搏动,这便是屈原诗思的不朽魅力。这还由于我们每读一次他的诗,都是对真善     

《近代翻译思想之演进及其现代阐释》序

郑意长是我的博士生，在他结束博士论文答辩离开复旦不到二个月时，突然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他的博士论文已交出版社，马上要出版，希望我能为他写篇序，时间限定为“五天之内”。这让我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他居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联系好了出版社，且出版社愿意马上付诸出版，否则绝不会“限定”我“五天”内交稿——这可是对我这个导师下的绝对紧迫的没有商量余地的“限令”；喜的是，     

王国维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外来影响

纵观王国维一生，其在学术研究方面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０１年－１９０５年左右，主要从事哲学（包括美学）研究；第二阶段，１９０６年－１９１１年，主要研究文学──以文学理论及戏剧史为主；第三阶段，１９１２年－１９２７年，主要研究史学（包括甲骨文、金文等）。三个阶段的转折，以到学部（教育部）任职及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为契机，而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阶段──哲学与文学阶段，其中哲学阶段为接受外来文化思潮时期，文学阶段为将外来文化思潮（包括文学）与中国文学相融合并作比较时期。（当然两个…     

日本现代楚辞研究述评

日本现代在楚辞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代表论著 ,有铃木虎雄《论骚赋的生成》、青木正儿《楚辞九歌的舞曲结构》、吉川幸次郎《诗经与楚辞》、白川静《楚辞丛说》等 ,桑山龙平、浅野通友、小田一郎、稻耕一郎等也有不少成果。论文对日本现代楚辞研究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评论 ,分别指出其特点成就及不足 ,以资中国学者借鉴 ,并同时肯定 ,日本的楚辞研究是中国本土 (包括台港澳 )以外水平最高的。     

两个天才而又短命的浪漫诗人——论李贺与济慈

两颗光灿夺目的星星,宛如倏忽即逝的慧星,没有在天空‘永恒地睁着眼睛’,但那瞬间迸发出来的奇光异彩却辉映了苍穹,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赞叹与崇敬。 ——摘自他人手记 这是两个颇能引起我们兴趣的诗人: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相距千年,地域横跨万里——个是在八、九世纪的中国,一个是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却居然都是短命,仅在人世间生存了二十六年——象流星,     

现代楚辞研究八大家论著述评

20世纪一百年来的现代楚辞研究领域,有八位学者堪称"大家",文章对他们的代表著作各一部略作述评,俾使学术界和读者了解,从中窥探"八大家"独特的治学风格与成就特点,以促进现代楚辞学研究的深入.     

王禹偁反对过西昆派吗?——与霍松林同志商榷

霍松林同志《西昆派与王禹偁》一文(载《文艺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版),有这样一段话(该书第三○五页): “……而比杨亿等人年纪较大的王禹偁,则在创作上继承了杜甫、自居易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抗     

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

作为一位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与作家，林语堂一生与基督教有着不解的缘分，他出身基督教家庭，自幼耳濡目染，却在成年后信仰发生转变，崇奉人文主义，而又在晚年重新回归基督教。林语堂的这一曲折变化有其独特具体的原因。在他的经历与转变中，孕育着符合人生哲理的主体辩证法。由林语堂的亲身经历而牵涉的关于宗教与人文主义关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异域女学者的独特视角

本文对身处异域的美籍华裔学者孙康宜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作分析论述,指出她的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处,特别在于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差异对比和文学中的性别研究方面,体现了她作为一个西方女性学者的独到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