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华人基督教会及基督教徒的特点

本文以牛津华人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为研究对象,在调查牛津华人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的基本情况后,重点分析牛津华人基督教徒及教会的特点.     

论陆地边疆的基础性

人类边疆随国家形态不同而不同,国家形态也因发展阶段和所处生态环境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人类经历的聚落、城邦到王朝或帝国时代,中心地位突出,边陲比较模糊;直到亚、欧、非等老大陆的人口承载过度,人类依靠科技和文化发现新大陆并缓解了老大陆人口压力后,陆地边疆才逐渐明晰。与此同时,海疆和天疆进入人类视野并逐渐成为边疆组成部分,但陆疆只有与海疆、天疆及因利益、战略形成的"软边疆"相对比时,才能确定它的基础性地位,即陆疆是海疆和天疆的依托,也是因利益、战略形成的"软边疆"的基础。     

论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各族人民”安全

在多民族国家且少数民族多分布在边疆的国家中,"各族人民"的安全就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族人民"安全表现在:边疆必须具备各族人民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生态、资源环境;各族人民在边疆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他们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因而也体现了人的安全;地缘政治的和谐发展则是边疆各族人民安全驻边守边的外部环境。     

拉萨市藏、回、汉商人经济关系探析

良好的民族关系是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经济关系则是民族关系的基础和主体,更是关乎边疆安全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拉萨市冲赛康批发市场、赛鑫商场、八廓街的多民族商人商品交易为切入点,研究多民族商人商品交易背后经济交往关系及其对边疆民族社会的重大影响。     

论国家边疆危机的本质所在

人类在地球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地球的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同群体尽可能公正地享受这些资源。如今当地球上充满人类建立的国家且国与国之间以边疆为界的冲突普遍存在之时,那么边疆危机的本质就是越来越多的地球人口与越来越少的地球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人类必须反思自己的行为,从而使人类不因生态资源彻底耗尽导致不能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改善路径包括三个方面: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规律;克服人类文化创造中的缺陷;公正、公平分配和节俭使用生态资源。     

类主体视阈下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维度

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有深刻的复杂性,提升其国家认同的有效性需要理论视角的创新。类主体理论揭示了主体间性,将国家视为群体意义上的类主体,国家认同亦被视为类本位中主体与国家的生成关系。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内在同一,且与少数民族的类主体身份高度相关。少数民族的类主体身份构建实质上就是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作为生存主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是多维度的,包括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时空维度、历史理解维度和历史评价维度。     

论民族意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本文在讨论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意识的概念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民族认同意识对民族关系的正负面影响。认为民族认同意识的积极作用可以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民族认同意识的消极作用则会阻碍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必须将民族认同意识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度”内。所谓“度”,就是民族认同意识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的分界线。要维持这个度,首先必须将民族认同意识过分强烈的民族成员与民族认同意识一般的民族成员分别开来:其次,确定这种过分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对本民族或本国家是否产生负面影响;再次,逐步消除对本民族和本国家产生负面影响的民族认同意识;最后,国家范围内民族平等团结氛围的营造。     

有容乃大：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成因、体现及作用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包容性,不仅是中华文明不同生态文化区域互相依存的客观结果,也是创造中华文明的中华儿女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更是近代以来被动或主动与世界对接中体现出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资源多元互补、经济互相支撑、社会流动互嵌、文化交融互鉴、政治统一团结、外交宽厚合作等方面。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要充分发挥和传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即对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包容性为前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通过与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以包容性为原则深化各方面交流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和平交流的国际环境。     

藏族村庄内部和谐本质之探析——以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某村为例

从村庄内部来说,共同的血缘、地缘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相结合,构成了村庄互相依靠的生存空间;因年龄和性别组成的民间组织,集生产、娱乐、交流为一体,满足了村庄不同亚群体的各种需求,使整个村庄社会关系处于动态有序状态;从差序格局衍生出来的人情关系网,使整个村庄生活于"以欠人情为始,还人情为终"的责任、义务、情感圈中,村民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互助阻止了社会冲突的发生;服膺于神灵的权威消解了世俗生活的担心与恐惧,给村民们创造了安全的精神生活.以上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各个环节的平衡互动运转,是这个藏族村庄内部和谐的本质原因.     

论塞尔柱人的迁徙及其原因

塞尔柱人自10世纪中期开始向河中地区迁徙,一个世纪后逐渐 迁徙于中亚、中东及西亚.本文认为塞尔柱人迁徙的原因有:南部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的分裂;阿拔斯王朝后期突厥军事力量的兴起;河中、呼罗珊及伊拉克地带的富饶;不断增长的人口;塞尔柱人与乌古斯叶护之间的宗教及权力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