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老区建设与发展理论研讨会”述要

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中共达县地委联合主办的川陕老区建设与发展理论研讨会”于10月11日至13日在地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的达县举行。来自北京、陕西以及四川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出版工作者,川陕革命老区各地、市、县的党政负责人共2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专著70余篇(部)。与会同志比较集中地研讨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作用以及巴山红军精神的基本内涵     

以草代药防治兔病

蒲公英 又名黄花地丁，婆婆丁，具有清热解毒、消肿、利胆、抗菌消炎作用。能防治家兔肠炎、腹泻、肺炎、乳房火。用法：采鲜草直接喂兔，或取干品5克，煎水内服，每兔每日2次，连用3-5天。     

关于价值规律作用认识上的一个偏差

以社会经济制度划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必定盲目起作用,社会主义便能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这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也与实际情况不符。不论何种社会制度,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都有一个能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在原有高度统一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所谓“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严重地忽视、违背了价值规律。市场竞争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必要条件,要发展商品经济,真正按价值规律办事,必须确立市场观念,树立竞争意识,参予市场竞争。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电子竞技运营师

电子竞技运营师,即在电竞产业从事组织活动及内容运营的人员,包括电竞教练、领队、数据分析师、电竞裁判员、电竞解说员等岗位。近年来,电子竞技作为朝阳行业发展迅猛,与之相关的职业配置也日趋完善。电子竞技运营师属于后勤类工作,主要任务有:策划电竞活动、赛事方案;对电竞活动的品牌、主题进行宣传与推广,维护媒体渠道关系;制作电竞活动的媒体内容,并对相关活动进行总结报告.     

未婚的“苦妈妈”吴静娴

在中国大陆,吴静娴可谓“迟放的鲜花”。80年代末,随着台湾40集电视连续剧《星星知我心》在大陆的播出,作为剧中女主角古秋霞的饰演者,她的名字渐为人们所熟悉。其实,吴静娴在台岛走红已20多年了。 吴静娴祖籍安徽省合肥市东乡六家畈,1945年生于贵阳,后随父母去台湾。她17岁高中毕业后,凭着对歌唱的兴趣和天赋闯入歌坛,一举夺得台湾9家电台歌曲联赛冠军,从此步入职业艺人生涯。25岁时荣膺台湾“十大歌星”榜首,旋又入选香港“十大歌星”,巡演于日、新、马及欧、美、加等国,广受好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亲子关系现状调查研究——基于通辽市KL学校为例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党和政府高度关心的问题,解决好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环节。本文应用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2021年4—12月进入通辽市KL小学,以蒙古族进城务工人员(以下简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亲子关系现状进行深入研究,从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对随迁子女亲子关系的困境及成因进行深入剖析,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亲子关系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保持和睦的家庭氛围,使其避免生态系统环境造成消极的影响导致对个体产生消极的后果。     

善于用正关系和圈子

最近抓贪腐抓出了一些窝案,“打老虎”打出了团伙,所以又有人感慨中国“关系社会”的“劣根性”。这种认识虽然情有可原,但这样的思维是不全面的。关系与圈子就和法律一样,都是工具,可以用来为恶也可以用来为善,且都是一个社会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不过一个是非正式机制,一个是正式机制,各有功能,也各有利弊,需要相辅相成才能带来好的社会治理。好的关系治理可以带来和谐关系、礼治社会、自治团体和社群伦理,但关系和圈子若在没底线的人手上,就成了特权、后门。裹挟进圈子的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出了问题,百般包庇;对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同样的,法律落在这些人手上也一样为恶,走漏洞,操控立法,造就一堆“华尔街肥猫”,危害社会。     

农业文明领导力范式

经典领导力模式认为,领导力是由领导情境、被领导者和领导者特质三种因素决定的。回溯人类五千余年的发展历史,对应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三次浪潮,领导者特质的变化有限,但领导情境和被领导者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结果造就了三种迥然不同的领导力。中国科学院领导力课题组将其称为三种领导力范式,即农业文明领导力范式、工业文明领导力范式和信息化领导力范式。结合该课题组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导力五力模型(见本刊2006年第9—14期)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三种领导力范式就是领导力五力模型在三类社会形态中的具体化。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发表《农业文明领导力范式》、《工业文明领导力范式》、《信息化领导力范式》三篇文章,敬请读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