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纪泽对西方文化的认知

曾纪泽（１８３９－１８９０年）,字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他是曾氏家族中较有作为、在近代中国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爱国人士。在清王朝面临列强环伺、国将不国的“变局”情势下,他积极主张吸取和学习西方文化,并著书介绍推广。他还积极建议派人出国留学,在开通社会风气、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与此同时,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追赶现代文明的潮流中他开始产生和形成其内容丰富、积极开放的西方文化观。一、曾纪泽西方文化观的产生和形成曾纪泽所生活的１９世纪中后期,正是外国侵略者…     

王韬与十九世纪中叶的上海社会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被迫对外开埠通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大量涌入上海滩,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前沿阵地。上海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孕育培养了大批近代先进思想家和科技精英,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杰出代表王韬就...     

禹之谟几则史实初考

禹之谟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他在担任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的过程中,组织湖南人民尤其是工、商、学各界爱国群众,掀起了声势较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起到了杰出的作用。“其主义甚精粹,真不愧为中山健将”。他的革命事迹,有关史书均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和论述,但对于他的出生年代、     

论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和态度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六十年里,帝国主义列强以武装侵略等手段,威逼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的四百多个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和合同。它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将其在华攫取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权益,以法律、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更“合法地”侵略和掠夺中国“使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压迫手段”。而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及其政治代表,也正是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上,集中而又突出地表明各自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的。     

论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和主观条件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由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一员。他究竟在何时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这个根本转变又具有什么主观方面的条件呢?本文打算就此作些初步探讨。(一) 目前,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同志从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问题,讨论活跃,分歧亦大。有的认为在1920年春天;有的认为在1920年夏秋;有的认为在1920年冬天;还有的认为在1921年初。存在这些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是如何确定实现这个转变的标志问题。我认为,在20世纪初,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有确认马克思     

试论郭嵩焘世界意识的产生形成

郭嵩焘的主张对外开放 ,主张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同时更应学习其“朝廷政教”和“人心风俗”的思想观念 ,体现出超前而又独具特色的世界意识 ,值得后人加以总结借鉴。其世界意识产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视“变局”为“机遇”的独特性 ,成为郭氏主动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寻求改变中国现状之方式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了解获取西学的多样性和广阔性 ,成为郭氏主动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从整体上抉择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     

近现代中国人对西方的研究

近现代中国人对西方的研究（加拿大）杰罗姆·切恩著成晓军节译１在近现代中国人的脑子里所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同酉方国家竞争的过程中怎样才能使自己变得与它们一样的强大呢？中国近现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对１８３９年至１８４２年进行的鸦片战争有着明显的反应。...     

近20年来晚清官制改革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界关于晚清官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官制改革的分期 ,总理衙门的评价 ,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清末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的关系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略论青年毛泽东的自学成才思想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息的自学生活伴随着他的一生并和他的革命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探讨青年毛泽东的自学成才思想,对于了解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思想,都是必不可少的。     

危机意识与避害反应——试析曾国藩洋务观的产生和形成

关于曾国藩洋务观产生和形成的问题,论者多有探讨,但一般是从政治、经济的基础上来论述问题的,在此,笔者拟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分析考虑。 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曾国藩产生危机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之事。此前,他并没有意识到“碧眼赤珠”、远道而来的“文明”客人们会对中国局势造成致命的威胁。所以,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争后所写下的家书、日记和信函等,更多是表现他对外国侵略者本能的痛恨和对前线战败官吏指挥失误的种种忧虑。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者改道攻占浙江沿海一带的宁波、定海、镇海等地时,曾国藩是归咎于中国败类之助虐,他说:“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中国有外国无法比美的“纲常名教”,有驾驭局势的“圣明君相”在上,并视外国侵略者为尚未开化的“夷狄”,其不法行径虽可“痛恨”,但必然以失败告终。他说:“英夷在江苏滋扰”,虽曾攻陷镇江一带,并威胁到宁波、扬州等地,“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他还批评其弟“虽明知蕞尔螳臂,不足以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