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和民意测验

目前所说的喀麦隆的“公众舆论”实际上是长期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最终结果 ;从根源上追溯公众人物如何使用这个术语 ,有助于对之进行考察。本文将把喀麦隆的“公众舆论”的出现分为“三个阶段” ,即非殖民化时期、“大一统”时期和政治相对自由以来的时期 ;三个阶段持续地相互作用 ,并且都与喀麦隆政坛相继的结构变化息息相关。由此 ,我们可以看清公众话语发生变化的领域 ,看清国家政治的参与者 ,并对有关的政治状况进行思考。对“公众舆论”的“测验”能说明喀麦隆自1990年代“转型”以来政治话语、政治“活动”(相对于政治“职业”)和政治操作的各个方面 ,这也是作者想要阐明的。     

《贤者喜宴(?)》摘译(三)

前言 本译文接续摘译(二)(本刊1981年第一期)。在这部分译文中,主要记载松赞干布时期的法律、迎请泥婆罗墀尊公主及汉地文成公主入藏、兴建大小昭寺及昌珠寺等寺院、松赞干布两次执政、生前遗嘱、病故及建造陵墓等等。通过这些史料,使我们看到作为吐蕃一代名王的松赞干布,由于采取与唐中央政权亲近和睦政策,并因此而导致文成公主入藏,这使唐蕃双方长期和睦相处,彼此的社会经济文化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也与松赞干布积极向汉地及其它邻族学习有密切关系,本译文就反映了汉族,突厥、党项、吐火罗、胡人、霍尔人以及泥婆罗、天竺等各族对吐蕃的影响,无论从农牧业、     

浅析纳瓦依的教育思想

诗人纳瓦依号召人们要重视启蒙教育 ,要进行智育教育、德育教育、体育教育和技能教育等全面的教育 ,这就是闪烁在诗人作品中的教育观     

甘肃省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及思考

本文总结归纳了甘肃省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状况 ,详细分析了其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系统 ,并对其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哲学直觉的证据地位——认知科学是否有一席之地

20世纪中叶的心理学研究降低了目击证言证据的分量和强度,实验哲学家通过在受控制的环境系统中测试受访者,同样找到了质疑直觉状态作为可靠证据来源的理由,而一些传统主义者却否认认知科学能够质疑哲学直觉判断的可靠性。我们不应该急于对哲学直觉的错误成分做出最终的判断。一方面,在个人认知的分类形成过程中,还有许多研究需要去实施;另一方面,根据孔多赛的"陪审团定理",一旦我们意识到哲学需要利用群体共同发生的直觉,那么就可以大幅提高直觉方法在哲学上的证据价值。     

吐鲁番旅游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吐鲁番旅游发展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因污染、不当的旅游开发和旅游活动产生了环境破坏,生态、人文景观弱化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从而制约了吐鲁番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而循环经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通过在吐鲁番旅游业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完善和制定实施相关的政策措施,将吐鲁番自然和人文景观、生态建设有机整合,丰富旅游内容、提高旅游产品的质量、促进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实现吐鲁番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大开发时期中小企业商业信用地区差异变化研究

在西部大开发时期,虽然西部的社会经济面貌已发生很大变化,但该地区中小企业商业信用系统的不健全性,导致经济效率下降。文章就西部大开发时期中小企业商业信用的地区差异概述出发,分析了信用机构分布不均、发展不平衡、实力弱、规模小、信用意识淡薄、配套体系不完善等阻碍中小企业商业信用发展的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政策法规、整合信用机构、提高贷款积极性、优化配套体系、改善投资软环境和培养优秀商业信用人才等健全中小企业商业信用体系的措施。     

甘肃兰州、天水等地“领羊”祭祀仪式的人类学解读

"领羊"是存在于甘肃汉藏边界地带的一种祖先祭祀仪式,现主要分布于甘肃兰州、定西、天水、庆阳等地的汉族农村,而与"领羊"类似的祭祀仪式也散见于甘南迭部和宗曲流域的湟中等藏区的山神祭祀仪式中。"领羊"祖先祭祀仪式的关键方式是用水或酒在献祭用的羊身上擦拭使其颤栗,羊颤栗的动作被视作亡魂接受献祭。本文借用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在研究非洲等地宗教仪式和欧洲的朝圣仪式时反复提到的"阈限"或"临界"(liminal)概念和范式.对"领羊"仪式进行了解读。文中所列举的仪式细节来自本文作者之一于2010年夏季在兰州秦川镇和定西安定区的实地观察资料。通过"交融"或"共睦状"(Communitas)的视角考察人们在"领羊"仪式过程中地位的变化和家庭矛盾的解决,分析人们如何在仪式的神圣性帮助下维护家庭关系。可以看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攒的矛盾会在仪式过程集中反映出来,经过交融或共睦状态促成问题的解决,从而实现社会结构的固化。     

法律与世界——格哈特·胡塞尔与他父亲的对话

“人类的此在是一个在-世界-之中-存在。”这是格哈特·胡塞尔献给他父亲埃德蒙德的论文“法律与世界”中的第一句话。文章发表在1929年埃德蒙德·胡塞尔70周岁生日的《纪念文集》上。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法律是超越的——这意味着,对世界“幼稚的”、自然的体验的超越,如格哈特·胡塞尔所说。     

论我国企业立法中的法定化原则及其现实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基于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考虑 ,有对我国当代立法中的法定化原则加以深入探讨的必要。企业立法中的强行性规定 ,就是法定化原则 ,其适用范围涵盖了企业类型、企业结构和企业行为等方面的内容。企业类型的法定化有利于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市场交易平台 ,是市场主体的对话基础 ,便于在交易的过程形成普遍性的信赖 ;企业类型之间的本质性差别在于各种类型之间运行机制的不同 ,而运行机制的载体则表现为各企业类型之间的结构有所不同 ,对此权威性的判别有赖于企业法的依法确定 ;企业行为的法定化问题 ,囊括了企业行为的实体要件法定化和程序法定化两方面内容。最后 ,企业立法中的法定化原则对中国独立企业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它是消除我国企业身份不平等规定的根本途径 ;其二 ,它有利于竞争性市场经济机制在我国的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