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警惕民族主义被利用

身在英国诺丁汉的郑永年教授在自己的专栏中连续发表了对于北京奥运和中国走向的多篇观察。     

浅谈替代词one(s)的用法

替代词one(s)在英语中是最常见且又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从几方面着手,归纳并举例说明。     

论人身保险的不可抗辩条款

介绍了人身保险的不可抗辩条款,以及此条款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应用情况,阐述了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当前的形势,提出了中国引用不可抗辩条款的必要性,分析了此条款对保险人、被保险人及保险市场的影响,并预示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前景。对推进中国加速引用不可抗辩条款有积极意义,对研究保险的学者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胡适的文学改良论是“形式主义”吗

胡适是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关于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功过,最近几年有了不少新的、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可是,把他称为“形式主义者”却似乎成了定评,有的还又一次地下了结论:“他在整个五四文学革命期间,总是力图把文学改革限制在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他的目的就是使文学革命不去触动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学的根基。……他即使有时也涉及文学内容的问题,但象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样的根本问题,即使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加以考虑,在他也似乎从来没有梦想过。”事实是否如此呢?我想在这里     

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

19世纪 6 0年代前 ,上海租界尚处于起步阶段 ,与当地农村的关系还很隔膜。 186 0年后 ,为躲避战乱 ,大批农村人口拥入租界 ,两者间的关系空前紧密。但随着战事平息 ,这种关系又呈疏离 ,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租界未能提供较多的谋生途径。两者间较紧密的互动关系 ,架构于 19世纪 70年代后以租界为主体的由近代工商业、交通业等为主干的上海城市经济较大发展的基础之上 ,并因此给上海农村的社会生活、经济结构乃至生产关系带来冲击和变化     

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之可能

后知识话语的建构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伦理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知识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语用修辞、话语合法化以及知识主体的伦理立场的有效运作,是后知识话语建构的必要途径,也是后知识话语摒弃知识传统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     

清代江西漕政述略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江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靡费的需要。江西物产丰富,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之一。《清史稿》载:“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有清以来,江西每年额征漕粮五十七万石,     

开展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和研究(一)

人生现问题是当前哲学界、伦理学界讨论的热点。开展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对于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刊哲学编辑室最近邀请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中国社科院、中国青年杂志社和省伦理学界部分同志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系,多层次开展人生观教育,如何科学地开展人生观教育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研讨,以期把这个问题的教育和研究引向深入。     

法律视域中的苏鲁克制度

苏鲁克制度是蒙古族畜牧经济中产生的一项畜牧经营方式。从法律角度而言是一种物权制度,也是延续至今的重要的民事习惯。苏鲁克制度在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特点的游牧文化中创造了新的契约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所有权物权体系,创造了新的用益物权模式,解决了游牧社会中最主要财产——牲畜的用益问题。转型时期苏鲁克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需要倾注必要的法学关注,这将有助于维护苏鲁克双方的合法权益,给司法机关解决苏鲁克纠纷提供必要的法理分析知识,对完善物权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

辛亥上海光复后 ,对周围农村的影响 ,首先是政权的更迭。新政权的成立 ,给上海地区久已期盼的减轻赋税负担带来希望。军政府宣布将一些苛捐杂税豁免 ,以苏民困。但从中受益者主要是那些国家赋税的承担者 ,众多贫苦佃农则被忽略。封建帝制倾覆后 ,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大为改善 ,也给周围农村经济的演变带来促动。辛亥革命对上海农村人们思想观念和民风习俗新旧嬗变的推动 ,也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