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需要"大文化"守正创新——王岳川教授文化访谈录(之三)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身份并参与全球文化竞争.真正的学者应该提出在国际上经得起批评辩论的中国思想,打破文化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经验中的"中国道路",在新的国际语境中消解中西旧文化,创造人类新文化.现代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生态失去平衡,环境日益污染,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中国文化历经重大冲击而仍具凝聚力,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找到普世性国际性文化共识框架,重新铸造经过现代性洗礼的新思想.中国文化艺术界在"现代性"问题上尚充满速茫,要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话中走出来的,不能完全驱除现代性,因为现代性确实并没有完成.     

人性的抽象不等于抽象的人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碎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人们据此把费尔巴哈的观点叫做抽象人性论,把“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经典性定义。 但是,在早些时候,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本质决定类,这里实际上谈的是人的本质,就是说,人的本质是劳动。差不多在写《提纲》的同时或稍后,马克思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     

香港工业的发展、问题和出路

近年来,香港工业的发展问题,成了香港和内地经济理论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不少,并且还在继续。本着讨论和求教的精神,本文也想对香港工业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和今后出路作一些探讨。一香港的工业,一般指的是制造业,即加工工业。从发展工业的条件来说,香港是先天不足的,主要是土地有限,天然资源匮乏和市场狭小。但香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它是仅次于美国三藩市及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第三大最优良的天然港口),为发展航运业和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所以,从香港开埠直至二次大战后一段时间,香港经济基本上全部依赖转口贸易。香港经济的转变,香港工业化的真正起步,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由于新中国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发展,香港传统上作为中国与西方贸易转口港的作用有所下降。为了摆脱困境,香港只得向加工工业发展,而当时的一些客观有利条件,也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可能。首先,在中国大陆解放前后这段时间内,内地主要是上海有大量资本、机器设备、     

《辩证法内部对话》序言

《辩证法内部对话》序言黄楠森诺曼·莱文是当代美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著有多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有根本分歧的观点在国际上很有名，对我国理论界也有很大影响，《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集中论证了这一观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     

试评李登辉的“大陆政策”

从1988年李登辉在台湾主政以来,台湾岛内的形势和两岸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台湾当局所谓“宪政改革”的推行,基本上实现了“台湾政权台湾化”,“台独”势力也开始在岛内大肆蔓延;另一方面,由于李登辉之流在言论和行动上越来越明显地背离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加紧推行旨在分裂祖国的所     

当代少数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特点

多年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明确告诉我们,只要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能使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的放矢,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结合工作调研,就民族院校学生思想特点及对策作一简论。     

环日本海地区经济区域化趋势中的珲春——再论珲春经济开发

谈论珲春开发,已好几年了。虽目前各项工作仍在进行,但其开发速度相当缓慢。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些问题,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图们江通海航行权等,不是由我们自己来解决的问题。但许多问题,是我们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其根本的原因,是相当多的人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开发珲春的重要意义。目前环日本海地区的区域化趋势迅速发展,这成了该地区局势变化的主流。位于三国交界地带的珲春地区将成为经济交往最活跃地区。这对我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也是严峻的挑战。因此,恢复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开发珲春,不仅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而是我国恢复日本海“海籍”,     

儒家“内圣外王”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但其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企求的目标,成为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所在。随着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者视作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无情批判。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为复兴和发展儒家这一根本精神而努力。它在当今社会里究竟是仅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还是仍可散发活力的“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有先弄清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内涵及其发展线索,才能更好地判定它对当代社会及21世纪有无积极借鉴或指导意义。     

孙中山“让位”原因新探

孙中山“让位”的原因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以住的观点，囿于浮泛笼统的政治分析。笔者认为，革命党人无法克服的巨大财政困难是孙中山“让位”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松花江流域出土的宽永通宝及其历史背景

本文通过对宽永通宝的铸造年代、清朝对萨哈林在内的中国东北各民族的统治状况,以及日本幕府时代松前藩与阿伊努族贸易关系的考察,推断松花江流域出土的宽永通宝首先是由阿伊努族传到黑龙江下游的,并通过黑龙江下游的那乃、乌尔奇、奥罗奇、乌德盖等族之手流入松花江流域.在上述各民族之中,宽永通宝并没有发挥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功能,而是成为了当地各民族的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