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群的高技术企业技术标准战略及其发展研究

高技术产业集群具有不同于一般集群的特征、动因和机制 ,其机理直接影响集群内企业技术标准化及其战略选择 ;高技术企业的技术标准化及其战略存在独特要求与多种选择 ;高技术产品的市场特性及其对于网络体系的依赖等使基于集群的企业技术标准战略发展呈现出新的内容和趋势 ,许多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突出综合年鉴地方特色的思考与实践

评价地方综合年鉴,有无鲜明的地方特色,是衡量年鉴优劣的重要尺度之一。所谓地方特色,是指一个城市或地区地理环境的反射,或是人文因素的体现,或是历史发展过程的积淀,或是它们共同的融合。为什么要在综合年鉴中突出地方特色,这是由如下因素决定的:第一,年鉴的地域性。从宏观上讲,全国各个城市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都是有机联系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共性。从微观上讲,各个城市或地区,由于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条件不同,又呈现出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个性,综合反映和集中表现这些地方个性,使之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情书,是编好地…     

照辩证法办事——辩证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辩证法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毛泽东强调矛盾的斗争性， 而邓小平则更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重视矛盾双方的不平衡，而邓小平更注重矛盾双方 的 平衡。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生都注意照辩证法办事，但毛泽东晚年仍坚持斗争哲学；邓小 平则成功实现了由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的伟大转变。邓小平开创了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篇章，并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推进了辩证法，创 造了“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令人敬仰的经济学家——杨永华《卓炯传》序

卓炯同志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新中国一位有影响的著名经济家,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上卓有建树。本文阐述了卓炯同志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杨永华《卓炯传》之出版、发行,是广东学术界之盛事,值得引起社会之重视。     

论政治体制改革对人权的保障作用

论政治体制改革对人权的保障作用曾忠恕人权的保障，对于人权的享有具有决定的意义，离开切实的保障制度与措施，人权便只能是一句空话。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权保障的关系极为密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障人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人权必然随着政治体制改...     

大学生的消极情绪及调适

据不少高校的调查统计表明,因消极情绪而引起的身心疾病已成为休学、退学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仅以福建师大的休学人数为例:1984-1986年为9人,1986-1988年为14人,1990-1991年为20人(《当代青年研究》1993.1)。湖南医科大学对827名学生调查显示:21—35％的人存在着中度痛苦水平以上的强迫、人际敏感、抑郁和偏执症(《青年心理咨询》)。可见,消极情绪在大学生心理和行为中的消极作用已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认识大学生消极情绪的特点和影响,剖析其原因,研究消极情绪的调适方法,对于塑造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大学生具有深远的意义。     

试论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法律对策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我国对香港、澳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在我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和台湾回归祖国后,我国会存在四个法律区域:香港法律区域、澳门法律区域、台湾法律区域和大陆的社会主义法律区域。我国将成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四个法域”的复合法域国家。区际法律冲突现象将是空前复杂而多样。采取何种法律对策解决     

发挥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我国亿万人民正在党中央的率领下,进行新的长征,在本世纪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是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它既要大幅度地改变我国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相应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同时要改变工业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业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发挥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极积性。现就发挥国营企业的积极性问题,略陈管见,就教于同志们。     

论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理解

阿伦特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都把关系到人的条件本身作为基础,阿伦特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人是政治动物,而马克思则把人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二者对自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大致来看,马克思的劳动自由观强调人在劳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中现实地复现自己、表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类特性,而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主张平等多样的主体通过言辞和行动的表演在公共领域进行秀异、显现自我。阿伦特基于其对自由和劳动、工作以及行动等概念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念进行了评析和解读,但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这种理解存在问题。尽管如此,阿伦特的解读仍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自由观念的认识。     

公众参与、“双重”商业化与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的生成与转移——以短视频平台为例

本研究以短视频平台为例,论述了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的生成与转移机制。从较长时段的当前史视角来看,数字时代的公共价值,是在媒介技术演进机制、逐利的欲望机器与公众的社会交往机器三者之间的深度关联之后,所形成的大规模公众参与的数字文化实践中生成的;而它们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又使得大规模公众参与的数字文化实践随着技术媒介形式和媒介平台的更迭,不断以块茎式、游牧式的方式生成与转移,从而构成了数字时代不断延伸的公共价值“逃逸线”。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化因素对数字平台公共价值兼具构建性和耗散性效应,因而也是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生成与转移的重要要素,对其复合作用的评价需要超出单纯的拒斥或赞誉这两种常见的态度。本研究通过对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生成与转移机制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大规模公众参与的人民性、公共性与社会建构性,从另一个侧面重申了公众参与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