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2011—2021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各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探讨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指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跨越；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除株洲和湘潭基本均衡发展外，大部分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长沙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长期滞后，其他市（州）新型城镇化滞后；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制度创新：农业税取消后县级财政的根本出路

分析了农业税取消后县级财政凸显出的几个主要问题，认为目前对县级财政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县级财政存在的问题。以财政职能和财政制度相互关系理论为依据，重新定位了新时期县级财政职能，提出要解决县级财政问题，应进行县级财政制度创新，明确划分县级财政的事权、调整支出范围，培植县级财政税源、确定县级财政的主体税种，规范县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县级债务的基础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的建设，强化县级财政的预算自主权、规范预算管理中的各项制度建设。     

论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

探讨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的辩证关系 ,提出了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独立变量的观点 ,从制度创新的基础作用和技术进步的诱导功能两方面论述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密切联系。最后就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性特征进行探讨     

中国粮食政策补贴转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粮食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间接补贴到直接补贴的制度变迁过程。从制度收益视角分析了中央政府、主产区政府和农民的潜在制度需求，认为粮食直补、粮食安全成本分担机制和粮食销售协会都可以使这些主体获取制度收益；而从制度成本视角分析了不同制度主体的潜在制度供给，认为三类制度安排都须付出制度成本。三个制度主体和三类制度安排的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对比关系决定了中国粮食补贴制度变迁的方向为粮食直补，选择的模式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粮食间接补贴到直接补贴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制度均衡到制度非均衡再到制度重新均衡的过程。     

比较优势与湖南农业结构调整

比较优势与湖南农业结构调整@曾福生$湖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128 @李娜$湖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128~~~~     

论当前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特点与策略

分析了当前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 4个特点 :战略性、主动性、多维性、规则性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应坚持以稳定农产品供给为基础 ,优化农业生产布局 ;积极引导农民走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依靠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结构优化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实行城乡一体化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等 5大策略。     

湖南大米国际竞争力研究

水稻是湖南最主要的大宗粮食作物。贸易数据显示,湖南大米的国际贸易量与产量存在明显的不对称,这说明湖南大米虽然具有产量优势,但在国际贸易中却没有体现出竞争优势。运用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对湖南大米的国际竞争力做了实证分析。测算结果显示,湖南大米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优势不明显且核心竞争力尚未形成。提出了树立新的粮食安全观、提升大米品质、进一步降低大米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培育大米龙头企业、加快大米市场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湖南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实证分析—— 基于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

选用39项指标,对湖南13个省、地级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因子分析,将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因素归结为4个公共因子,以综合加权因子得分为变量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湖南13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可划分为4个等级。长沙市为第一等级城市,株州、湘潭、岳阳为第二等级城市,娄底、怀化、郴州、衡阳、常德、张家界为第三等级城市,邵阳、益阳、永州为第四等级城市,进一步分析了每个等级城市指标得分的区域差异,并提出了各等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基于湖南省8位“革命前辈”故乡村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8位“革命前辈”故乡村的调查,运用托达罗人口流动行为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选择外出劳动力占本村总人口的比例(DLF)作为被解释的“人口流动规模”的一个替代变量,并从外出劳动力预期收入差距(EID)、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AET)、本村非农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PNI)和人均政府投资总额(AGS)四个方面,分析了各因素对农村人口流动产生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四个因素对农村人口流动都有显著影响,但是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AET)的系数为负,与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具有相反的意义,主要原因在于“革命前辈”故乡村具有重视教育事业的历史传统。我们还发现,由于受政治“名人”效应的影响,样本村庄人均政府投资总额(AGS)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非常显著。因此,“革命前辈”故乡村充分合理地利用这种政治资源,以促进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层面意义。     

发展现代农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是一个老问题,也是新形势下的一个崭新课题.十二年前党和国家就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它与经济转轨并称为"两个根本性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沿袭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型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三高"、"三低"(即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低效益).显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浪费资源,非经济性的发展方式.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严重污染了环境.我国农业面临的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越来越明显,"三高三低"特征的农业发展路子已经不适应国际竞争,集约型农业发展方式成为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