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话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考论

［摘要］明隆庆刻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实为话本小说，与有关道济禅师以及南宋禅林的可信史料相比对，我们可以修正该刻本的一些文本错讹，进而推断话本关于济公家世和生平基本履历的叙述符合史实。话本涉及的临安高僧群，多数实有其人，有关他们的叙述虽经过一定程度的改编，但这种改编准确地反映出南宋禅林的人事背景，并非后人所能措手。话本还涉及众多“太尉”，其实际身份应是南宋的贵戚、武官，且太尉如此之多，乃当时特有之现象，话本的有关情节自然也是宋人所编。故从内容而言，这基本上是一个宋话本。     

青海回族民俗札记

凡亲戚、朋友、熟人见面时,既不作揖、不下跪,更不叩头,只行说“赛俩目”礼。一般规程是:不同辈人之间,小辈给大辈说“赛俩目”;同辈人之间,年纪小的向年纪大的说“赛俩目”。“赛俩目”又写为“色兰”、“色俩目”,阿意为“和平”、“平安”、“安宁”,系穆斯林用以相互祝安和问候之词,全句以阿拉伯语表示。甲说:“安赛俩玛尔来孔目”(祝您平安);乙答:“外安来孔目赛俩目”(也祝您平安)。有些同一教派挚友见面说“赛俩目”时,边说边握住对方双手,说完以各自双手摸脸;答者说法亦有不同:“外安来孔目赛俩目外热亥买敦浪黑”,赞主赞圣。     

英语专业的人文困惑

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当时国人不得不求助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挽救和振兴中华文明.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英语教育在我国逐渐发展.1917年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的前身)开办英语专修科,1921年扩建为西洋文学系.这或许是英语在刚刚崭露头角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中最早的体制化尝试.随着半殖民化进程的发展和英美影响力的增强,英语逐渐替代了德语和法语,成为学习西方民主思想、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的主要媒介.新中国成立后,俄语在50年代取代了英语的主导地位,英语和其他外语在六七十年代几乎销声匿迹.     

青海回族民俗纵横谈

研究青海回族的民间习俗,考查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存在于青海回族民间的大量习俗惯例,做为这个民族的传承文化,不但有着整体民族的共同性,而且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这种以一个省的聚居地域为空间的乡土特色,虽无“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那样的丰富多彩,但毕竟在维护回族民俗内部特征一致性的前提下,呈现山空间特征的多样性。从宏观角度上讲,青海回族民俗的形成和整个回族一样,因受其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心理素质、宗教信仰、艺术、语言等各方面制约,而形成了回族民俗的特点;从微观方面讲,青海回族民俗的形成,还受到了不同于内地回族的许多外部条件(诸如自然地理、气候、民族杂居交往等)的制约。     

同比外国,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说起来很好笑,"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在过去鲜为人知的新术语,竟是以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打闹",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的.     

河湟“花儿”族源试探——从河湟“花儿”的若干语言现象谈起

河湟“花儿”,是以西北河湟地区的方言主体——河州话和西宁话写成的。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认真研究一下河州话表现在花儿中的语音、词汇以及句法结构等方面的许多语言现象,在推论“花儿”的形成和发展这个重大问题时,可以找到比较科学可靠的佐证。 过去的一些有关“花儿”语言学方面的论文,从汉语的角度对“花儿”中常见的特殊字、词、句分别进行了一些探讨,使其中一些明显属于汉语范畴的语法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这仅仅是个开端。事实证明,将“花儿”中屡见不鲜,河湟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

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批判角度出发,海德格尔从存在论角度出发分别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方式,并主张通过积极的社会实践克服异化;海德格尔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对存在的遗忘,人类的拯救在于对“存在的看护”。     

精神、时间与道路——对海德格尔“诗歌中的语言”的一个解读

在"诗歌中的语言"这篇讲演中,海德格尔着重探讨了特拉克尔作为一个"伟大诗人"据以进行诗意道说的那"独一之诗"的"位置"(Ort).这一"位置"被命名为"孤寂"(die Abgeschiedenheit)."孤寂"指的是"死者"、"异乡者"、"未出生者"等"离开者"的"已经离开状态"(Abgeschiedenheit).这种离开是向着更早的早先的离开,向着最初的开端的返回.这样一种离开和返回有其时机性:它发生在自己的时间.同时,这种返回也是"精神性的":它由"精神"所规定.而精神的本质又被海德格尔规定为"开辟道路".关于"开辟道路"的思考把我们引向"道"(Tao),因为海德格尔在另一个文本中曾说道:"然而,'道'或许就是为一切开辟道路的道路,由之而来,我们才能去思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等根本上也即凭它们的本质所要道说的东西."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精神与时间"之关系的解构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时间几乎总是与精神联系在一起,并且精神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它是主词、主体或本原,时间是其谓词、属性或派生物。要理解时间,必须从精神出发,以精神为根据。这种对"精神与时间"之关系的理解一直持续到20世纪,直到海德格尔才得到彻底的反思与解构。在海德格尔看来,精神以及与之属于同一维度的心灵、灵魂、人格、生命等,不再在存在论上具有本原地位,不再是理解其他事物(比如时间)的根据。相反,要想理解它们,必须从更为本源的时间性出发才得以可能。     

士大夫文化的两种模式:《虔州学记》与《南安军学记》

王安石的《虔州学记》写在其主持“变法”的前夕,通过对《尚书.益稷》篇的或许有意的误读,表达了他对于学术思想、教育和政治之关系的基本主张,体现出士大夫文化的一元化模式。苏轼的《南安军学记》写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用他本人很少采用的考订字义的方法,意在纠正王安石的误读,并批判其思想,同时表述了对于多元化的期待。北宋时代随着“庆历新政”而走向繁荣的“学记”创作,正以发表此种根本性的大议论为特征。就其艺术渊源来说,当与唐代的孔子庙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