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校经济类非统计专业统计学教学的思考

统计学教学同时包括"教"与"学"这两个方面,分别从"教"与"学"以及"教"与"学"的互动关系来看,教师在教学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教师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教什么和如何教,又要有效地引导学生,让学生明确为何学和如何学,这是教师演好自己角色的关键所在.     

新时期文学社会价值论体系的调整与改新

文学的"价值论"研究,始终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特征。新时期以来,传统文艺学体系中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认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强烈要求,无法解决文艺生产过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无法回应文艺学术研究中的新理论、新发现。回归经典马列文论,新时期文学社会价值论体系进行了自上而下的调整:"审美的"意识形态,"能动的"反映论和"人性、人民性"关怀;同时在多种社会合力作用下,开始了自下而上的改新:"审美自由、主体性的回归与肯定","‘人性’、‘人文精神’的认同与高扬","‘马列文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独断走向融和"。     

我国都市圈人才流动的研究框架:集聚、扩散与共享——以我国长三角都市圈为例

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从人才集聚、人才扩散与人才共享三个方面出发,分析了我国都市圈的人才流动状况及流动机理,另外,文章构建了一个有关都市圈人才流动研究的整体框架,借助此框架,许多有关都市圈的人才流动问题可以得到系统化的提出和探讨。     

和谐北欧 魅力北欧

2007年的夏季,中国许多城市热浪滚滚,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不退。但在遥远的北欧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儿七八月份的平均气温除芬兰稍高点外,其他地方一般只有十六七度。     

炫耀式消费:身份的诉求——解析《美国悲剧》中的消费主义

采用了文本细读与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关于消费主义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探索以符号崇拜为特征的消费主义对心理的异化作用.通过解析作品中的消费主义,特别是炫耀式消费,认为作品主人公对被赋予了符号价值的有形商品的追求,实质上是对豪华消费品所展示出的拥有者无形身份、地位的心理诉求.这种明显的非理性消费的消极作用才是导致"悲剧"的深层根源,这为我国目前发展经济、创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警示作用.     

民间规则与背景性知识——关于民间法研究中的一种分析模型思考

“民间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代表着一个研究领域,并肩负着对抗国家法霸权主义的重要使命登上了法学舞台。由于其概念的过于宽泛和模糊性,“民间法”只能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加以使用。在民间法的进一步具体深入研究中,也许“民间规则”这一概念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加以使用,但由于其概念的相对狭窄,无法涵盖所有内容,加之民间法研究中的悖论———地方性与普适性的悖论———引发的矛盾,“背景性知识”作为辅助性的分析概念“隆重登场”。“民间规则-背景性知识”二元分析模型,是为解决民间法研究中的这一矛盾所做的一次尝试。     

交叉熵鲸鱼算法的制冷机组能效优化

结合制冷机组运行原理,建立了基于门控循环单元网络(GRU)的某卷烟厂空调制冷机组能效预测模型,采用交叉熵鲸鱼优化算法(CWOA)对制冷运行工况进行寻优,该优化策略能跟随冷负荷变化动态调节设备运行参数。基于这2种智能算法的决策系统既解决了卷烟厂空调制冷机组机理建模困难的问题,又解决了制冷机组运行能耗高的问题。以某卷烟厂空调制冷机组实测运行数据为基础进行了预测和优化仿真实验,预测结果表明制冷机组GRU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上的均方根误差(RMSE)分别为1.047%和1.186%,预测精度高于LSTM网络模型,优化结果显示：CWOA优化后的能效值相比其他优化算法更高,较实际运行平均节能9%。因此,基于GRU-CWOA算法的智能模型可用于卷烟厂空调制冷机组的能效预测优化。     

构式语用观视阈下英语语法教学

主张将构式语法和语用学理论整合形成构式语用观来指导英语语法教学,以弥补生成语法观下英语语法教学的不足。 首先对前人关于构式语法和语用学应用于英语语法教学中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指出研究空白,然后再基于共同的认知语言学 基础构建构式语用观理论框架,最后基于此框架,提出对英语语法教学的建议,以期对英语语法教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刑事和解：理论、政策与实践

近年来,我国有关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和各地司法机关的相关实践迅速形成热潮,与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等理论和刑事和解的实践形成呼应,并在“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下出现制度化的趋势。在我国法律文化、社会意识、当事人行为和司法传统中,都存在刑事和解的客观需求、历史根源和实践,我们应立足于国情与现实社会需求,阐发蕴涵于本土文化和体制中的有关刑事和解的正当性理念,总结司法实践中的既有经验,同时注重借鉴国外合理的思想理论和制度实践,谨慎地推动刑事和解的制度化建设。     

乘“虚”而入--当代中国“网络写史”的可能与限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知不觉之间我们步入了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数字化生存”正在日益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是否加入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而与之相伴随的历史书写与记录模式也即将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这或许也将使中国的史学面临着一场千古未有之变局,而如何应对这一变局则成为每一个学史之人考察与思考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