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怎么写,写什么,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无非为了自己NB341清问题,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不再陈陈相因.     

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登

黄宗羲与近代历史主义方法冯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认为,黄宗羲是一位立足于当时的现实而又一脚跨进了未来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他第一个为中国近代勾画了一幅民主主义的蓝图(尽管是粗略的),并以“风雷之文”召唤“豪杰之士”起来冲破“囚缚”,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斗争。黄宗羲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我这里主要就历史主义这一侧面对此作一简要阐述。中国近代经历了社会大变革,也经历了一次哲学革命,后者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合流过程中实现的,它现在还在继续着。哲学革命是思维方式的根本革命,包括有逻辑和方法论的革命。近代哲学家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探索。他们力图把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成果移植到中国的合适土壤,找到中西哲学在逻辑方法上的交接点,以便促使中国哲学近代化,或者说,     

胜保与慈禧

慈禧在同治元年（1862）“垂帘听政”，与之前的满洲将军胜保的跳踉叫嚣，很有关系。     

王沈《魏书》的考证

《魏书》是曹魏时代仅有的官修“国史”,厘清其编纂过程与王沈的相关度,可藉以略窥魏晋史官初设时期的实相.王沈参与编撰《魏书》的时间很长,但独成其事的时间很短,原因在于他离开曹营投靠晋邦的两面派背景.杨翼骧与叶振华合撰《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对王沈《魏书》的评价过甚其实,错误地把裴松之注对其引用的数量和质量挂钩.裴注引群书,取舍标准并非在于批评前人谬误,更多着眼于证史补史.故其引用王沈《魏书》,只在认为与历史不合的几个关键性陈述,才用“裴松之以为”一类按语表态.假如把裴注表明己见的数量当作王沈的论史素质,则未免以偏概全.     

孔子论史——《论语》夜读小札

孔子与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的相关度,属于中国史学史的一大难题。七十年前,钱玄同的《论春秋性质书》,否定司马迁所说孔子晚年“因史记作《春秋》”,固然是用逻辑代替历史,连胡适也觉得这样的“大胆假设”未免过分,可是钱说的前提,即《论语》     

晚清的六种使西记

晚清的六种使西记朱维铮一在技术不发达的中世纪，使节、旅行家和商人的域外游历见闻，向来是人们知天下事的信息来源。且不说作为同时代世界性帝国的汉唐元明诸王朝，有作为的君主都何等关注域外情形，被宗教的或几俗的激情所驱使的僧侣、官员和平民，都何等具有冒险精神...     

捐班的促销与直销

促销商品也是古已有之。然而促销功名和官职,不仅可以直销,可以打折,还由官方派员登门强卖,在清代却是咸丰朝出现的奇闻。     

论“三通”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并非同类著作,却被人们合称“三通”。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命开“三通馆”,编撰“续三通”和“清三通”,所谓三通、九通之类名目,就由此入了中国目录学史,并为中国史学史所沿用。以往的中国史学史,多半是历史编纂学史,向来赋予材料的分类以过大的注意。但即使依照乾嘉以后流行的史部分类法,三通之名,也说不通。杜佑的《通典》,与马端临的《通考》,无疑有亲缘关系。而郑樵的《通志》,则分明属纪传体通史,怎能视作杜马二书的族类呢?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国故论衡》校本引言

《国故论衡》凸显了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夜形成的论学特色。它可谓是清代汉学总结性著作，又可谓是本世纪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首出的一部杰作。章太炎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作为参照系，提倡国粹，，在政治上普及民族主义观念，在学术上对以往种种“新学”进行批判乃至否定。章太炎晚年讲授“国学”皆未超过《国故论衡》论述的范围，可见他要在中国实现“文学复古”的宿愿．至暮年仍未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