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洧水是现在的丰富川水吗?

《延安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姬乃军同志《洧水考》一文,认为古代的洧水〈一名丰林川水〉就是现在延安市东三十里的延河北侧支流丰富川水,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姬同志的主要根据是,在丰富川水流入延水的会河口东侧有个周家湾村。周家湾有古代丰林县城的遗址,是丰林县县治所在地,因而断定周家湾附近故丰林县城婉蜒而上的周家湾山就是古代丰林山,自北而南经周家湾山之西流入延河的丰富川水就是古代的丰林水,也就是洧水。     

评《资治通鉴》关于唐朝实行两税法的论述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之一。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以年月日为经,顺序记述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事件,是我国编年体古史中的空前巨著,对以后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代史学家都给它以极高的评价。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最高封建统治者     

历史上的子午道

陕西省以子午为名的地名之多,在全国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在陕北与甘肃交界处有一座大山叫子午岭。从山上流向东南的一条河流,现在叫沮水,历史上也曾被称为子午水。陕南的大水汉江有一条支流也以子午水为名。西安市正南秦岭北坡有一条山谷叫子午谷。从西     

白鹿庄在何处?——考韩山童、刘福通开始组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地点

在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武装起义成千上万,其中涉及地区很广,坚持时间较长,对当时和后世都曾发生深远影响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光辉文献中提到过的就有十余起。由韩山童、刘福通发起而由朱元璋最后完成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就是这十余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中的一次。     

陕西古代战争评述

论东西魏沙苑之战尔魏和西魏沙苑之战发生在我国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它是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在这次战争中,东魏进攻的总兵力约有二十万,西魏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只有七千。但西魏大将宇文泰针对东魏军远道进攻,地理不熟,而又恃众轻敌、急于求胜的特点,充分利用自己内线作战情况熟悉的优越条件,选择大荔沙苑南沿渭河河道弯曲、道路泥泞、芦苇丛生的有利地形,伏兵突袭,乘胜追击,大败东魏军。基本上改变了战前东魏强西魏弱的军事形势,稳定了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刚刚建立的西魏政权。     

“哲德沙尔”指那“七城”?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入我国南疆,于1867年建立了一个反动政权,称为“哲德沙尔”,意译就是“七城”。同年,清政府左宗棠、刘锦棠等统帅的军队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收复新疆,阿古柏服毒自杀,他的反动政权“哲德沙尔”随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     

诸葛亮北出五丈原取道城固小河口说质疑

公元234年(蜀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魏明帝曹睿青龙二年)旧历二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十万,从汉中北出斜谷,发动了对曹魏的最后一战,即著名的五丈原之战。为了争取这次战争的胜利,诸葛亮曾作了两年多的准备。《三国志·蜀志·后主(禅)纪》说:“(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木牛流马毕,教兵讲武。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但是,关于这次进军的具体路线,史书却没有作明确交代。     

嘉陵江上游古代航运的发展特点

作为长江重要支流的嘉陵江有东西二源,东源出于陕西省宝鸡市与凤县交界处的秦岭南侧,向西南流,经凤县和甘肃省两当、徽县境,又进入陕西,于略阳县白水江镇之南与其西源犀牛江相会。会合后,南流过略阳县城和宁强县阳平关镇流入四川省境,并于广元市以南的昭化城会合其重要支流白龙江。昭化城是嘉陵江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点,而嘉陵江航运的上中游分界点则在广元。过昭化南行,嘉陵江先后经过阆中、南充等县市到合川县,又会从西北来的支流涪江和从东北来的支流渠江,进入下游,于重庆市会入长江。全长约1119公里,仅次于汉江和雅砻江,居长江各支流的第三位,而其流域面积则居长江各支流的首位。     

論明末清初商業資本對資本主义萌芽的發生和發展的積極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商業资本对于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發生和發展着的資本主义萌芽有沒有積極作用,是随着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問題的討論,而引起的爭論問題之一。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商業資本在資本主义生產方式于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發展和最終把封建生產方式变为資本主义生產方式这一社会变革中曾有積極作用的一般原理,受到所有参加討論的学者們应有的尊重。     

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辙

自南宋以来,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相沿成习,众口一辞的诬蔑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宋辽河东画界交涉中弃地数百里。但这种指责最早出自何人之口?是否真实可靠?却根本没有人认真追究。抗日战争时期,金毓黻教授写的《宋辽金史》,提出王安石弃地说“语出邵伯温闻见录”。这是因为邵伯温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写成的《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四中曾经说过如下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