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信仰与日本文化精神

对于日本人来说，佛教曾是外来异己文化。然而，历经1500年的历史演变，佛教已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予日本人的情感、意识、理性诸方面起到了深刻及久远的历史性影响。其以祖师崇拜为基点的佛教信仰，构成了日本佛教的民族特征，并与神道教、天皇崇拜主义一道共同给予日本文化以深远持久之影响。     

可与现代化通融的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是根植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土壤里的一种价值创造,它至今尚活在当代社会及你我他的心中。所以,在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及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等问题时,切不可忽略了佛教文化这一重要传统。最近一个时期,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承担了《中华佛教文化书系》的主要写作任务,并编纂有学术辑刊《佛教与当代社会》(第一辑),对于佛教文化与现代化之内在联系问题,正在进行认真的探讨。这里刊发的,是该所关于这一问题的某些见解。     

基督教和当代中国问题笔谈

就宗教研究而言，宗教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国际性专业领域，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其研究对象林林总总，异彩纷呈。近年来有关中国基督教与社会变迁、道德关怀诸关系，在中国宗教学的研究领域之中渐成规模，备受关注，并形成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意识及其论域。这里刊发的一组笔谈，乃由上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组织，事关中国基督教研究过程之中的某些问题，意在面对和提出问题，引发论争。需要说明的是，笔谈中的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见解，并不代表编者的意见。     

“宗教鸦片论”,还是“宗教社会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论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为当代中国人理解宗教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方法。如果我们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宗教鸦片论＂进行一番重新的认识与讨论,我们则可以发现,马克思提出的＂宗教是鸦片＂的观点,其真实的意义则是在于强调宗教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宗教社会论＂。它说明,宗教问题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迁,随着社会问题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当代中国得以科学实践的基本主题,其目的应是把宗教信仰转换为宗教的社会服务和信仰的社会实践问题。     

关于制定“十五”辽宁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建议

辽宁省的“十五”计划应该具备转轨计划特征 ,突出促进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性 ,承认转轨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有限性 ,确立利用有限的可控资源 ,实施有限的战略任务 ,争取有限的发展目标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 ,辽宁省应该提出至“十五”计划末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为此 ,应坚持结构优化 ,科技兴省 ,外向牵动和可持续发展四大战略 ,使之成为长期贯彻的、具有稳定性的发展总纲 ;同时 ,针对四大战略在“十五”时期的具体任务 ,制订出时效性强的阶段性战略举措——促进经济体制市场化、市场国际化、科教产业化、城市现代化、生产清洁化     

辽宁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分析

借鉴现代经济学中区域定量分析方法 ,以反映辽宁经济发展状况的产值、收入等单项统计指标为依据 ,运用相关数学模型展开分析 ,测算出辽宁某个基本侧面的经济状况 ,得出如下结论 :( 1)有部分矿产资源赋存优势 ,总体资源赋存却无优势可言。 ( 2 )生产要素赋存具有十分突出的存量优势 ,但配置效益低下。( 3 )生产率水平从总体上不具备比较优势 ,而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只有全员劳动生产率具有一定优势。 ( 4 )三次产业结构水平居全国前列 ,但出现了超前转换后的滞后状态 ;支柱产业属于中上游水平 ,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强 ,结构转换力和竞争力的增长作用均处于全国下游水平。 ( 5 )财政收支趋于均衡 ,由上交重负荷区域转变为正常负荷区域。( 6)仍具有一定总体比较优势 ,但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指标偏低 ,并且持续下降 ,将影响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     

生生之为乐的伟大和愚蠢——读林语堂《中国人》

不论时光已经流到了九十年代,还是面临着本世纪的结束及二十一世纪的即将到来,人们也用不着忧虑什么,依然是那么的亲切、和蔼、活泼、愉快。有什么不能做呢?有什么不能使人深感生活的乐趣呢?人们可以品茗、饮酒、嗑瓜子、搓麻将、猜谜语、逗孩子、看手相、下棋养鸟、烧香念佛、走亲访友、送礼祝寿,甚至也舍我其谁般地批评时事政治,骂他几句娘,然后再闲聊、猜拳、逛街……。这正如林语堂在其《中国人》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暖”(第285—286页;下引此仅注页码)。     

制度宗教：信仰与反信仰的双重机制——中国宗教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研究的领域因对西方理论的依赖，而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研究者或提倡西方理论本土化，却又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或试图与西方理论对话，但只是局限于说明中国经验不符合西方理论，无法提炼出自己的理论。所以，中国研究领域正被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所主宰：西方化和本土化。如何超越这两种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这是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新理论的前提（黄宗智，2005）。     

历史学在走向世界——读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是当代学术思潮中的一个巨大浪头。它对于曾经迷惘和徘徊于“史学危机”情绪中的中国史学,无疑会留下一阵阵巨浪拍岸的回响。通过二十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史学研究的概况、主流的阐述与分析,著名的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以他敏锐的历史哲学思想和博大恢宏的笔力,为中国历史学界展示了当代世界历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历史学在走向世界。他指出,这一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出现,不仅仅是当代世界历史一体化发展趋势在历史学方面的体现,而且也是本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本身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变化、演进的必然结果,并且它首先就是——     

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模式以儒教信仰为中心

英语中的“宗教”,就西方基督教而言,是一种制度宗教;汉语中的“宗教”,则不一定指称宗教制度。中国儒教当然不等同于西方语义中的制度宗教,但无疑是一种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结构。杨庆堃所谓“扩散宗教”的概念,与本文讨论的中国“信仰”,及其在权力秩序和制度宗教之外那种私人、扩散式的信仰认同模式非常相似。为此,本文把儒教的信仰认同模式作为个人信仰与他人信仰、儒教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结果,并以信仰“认同”作为儒教的行动单位,同时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经由对儒教信仰认同规则的考察,讨论儒教信仰及其信仰群体的建构逻辑,进而分析儒教信仰经纬中中国社会的模式及其演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