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阐释的环形模式——论美国意象主义的中国问题

美国现代派诗歌始于1910年前后埃兹拉·庞德领导的意象主义运动。受中国传统艺术和诗学的影响,意象主义诗歌强调意象的纯粹组合,以反对当时僵化的维多利亚诗风。饶有意味的是,源于中国传统的意象主义理论,却在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胡适用来作为反对中国旧文学的理论武器。美国意象主义的中国问题,不仅与古代中国相连,也与现代中国相连,构成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再回到现代中国的空间性环形模式。该模式旨在表明,外来因素对美国意象主义和中国白话诗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外来影响只有在尊重各自民族文化内部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跨文化阐释的空间性环形模式展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而非现代断裂。     

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的历史嬗变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虽仍被使用,但却是一个越来越混乱的概念。因此,回答“浪漫主义是什么”并不比回答“美是什么”轻松多少。当年歌德与席勒提出“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时候,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即它所指的是一种与“古典主义”相区别的东西。１８３０年,歌德在一次...     

多元文化问题的三个层面与内在张力

多元文化问题不同于多元文化主义,它关注的是差异中的相同性是如何被想象和建构的问题。它具体体现在社区、国家和全球三个层面上,并具有差异性与相同性的内在张力。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必然会有不止一个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争议,因而,必须有一些共同框架,可以在其中协调不同的观点、信仰和利益的尖锐冲突。这种框架也不能是简单地由一个群体代表大多数和全体的框架———这是过去欧洲中心主义同化作用的框架。一个群体或共同体特定的和特殊的差异性,不能在无视所有其他人所确认的特殊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得以确认。这需要我们超越现存的政治话语的传统界限,在它们现存的备好的答案之外去思考。     

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

国家形象与文化传播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是一种简单对应关系,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接受者往往基于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甚至虚构信息来建构一个国家的形象,具有很大的想象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对方的接受习惯,要将文化传播看成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要考虑到文化接受的"理解"和"认同"的两个层面。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利用好驻外文化中心这个平台,要采用留学生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说中国传统经典和价值观念,要采用对方容易接受的形式来对外宣传我们的文化政策。     

西方浪漫主义阐释的有效性──对屈原作品的个案考察

西方理论是否可以阐释中国文本与这种阐释是否有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分析屈原及其作品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入手,似乎可以认为"屈原是浪漫主义者"的命题是个伪命题,原因是此命题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过度阐释",因而是无效的。要实现有效阐释,必须实现从"屈原是浪漫主义者"到"屈原与浪漫主义"的命题置换。我们既不能因为浪漫主义是西方话语而否认其阐释中国文本的可能性,又不可因其可以阐释从而断定"屈原就是浪漫主义者"。     

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

从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角度,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定义问题,需要为比较文学寻找到一个基本共识。跨国别的文学研究,便是这种基本共识,而且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其他的如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只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必要条件,是以跨国别文学研究为前提的。比较文学不能仅仅是一种文学研究,它还理应是一种文学形态,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本体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翻译文学作为链接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和桥梁,就是一种文学形态,即比较的文学形态。在跨国别的前提下,翻译文学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可以使比较文学的定义明晰化,并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神话、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

古典主义是在人与对象的第一次分化,即人与自然历史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浪漫主义则是在人与对象的第二次分化,即人与社会历史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因而由前者向后者的发展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与古典主义不同,浪漫主义不是以客体为原则,而是以主体为支点。但是,作为主体性原则的审美意识,浪漫主义还只是强调主体的普遍性,继之而出现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则进一步强调了主体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从这一意义上讲,浪漫主义不仅构成了古代艺术的历史终结,而且构成了现代艺术的逻辑起点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中国问题

“中西二元论”构成比较文学的中国问题。我们需要从“世界的中国”,而不是“世界与中国”的角度,采用跨文化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来解答比较文学的中国问题,来寻找二元对立“居间”的“中道”。中国比较文学尽管受到“法国学派”的影响,但仍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研究中西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影响,作为中外文学交流中客观存在的一种重要现象,不一定非要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角度去研究。我们要突破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文化中心主义的窠臼,要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看成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置于“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中加以研究。这种“循环影响”,由于突破了文化中心主义的羁绊,就难以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这一范畴去涵盖,而成为一种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