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信念基础——实验经济学的检验

信任涉及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它能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抵消一部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利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设计信任博弈和扩展的独裁者博弈等实验,分离基于社会偏好的信任和基于信念的信任并考察其在信任行为中的影响权重,探究社会偏好-信念-信任的传导路径.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偏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社会偏好对信任除存在直接效应外,还通过信念影响信任有部分中介效应；考察社会偏好和信念对信任影响的权重系数,发现社会偏好对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信念对信任的影响程度；考察不同性别的信任结构,发现男性的社会偏好对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女性,女性的信念对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男性.研究信任的信念基础和结构对中国社会信任秩序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偏好、不完备契约与市场交往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与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有关的经济活动,都是由完备契约治理下自利个体之间的非人格化市场交换完成的.伴随着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古典经济学者认识到完备契约假设过于脱离现实,现实世界几乎所有的市场交易都是不可能签订完备契约的;同时,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人的偏好类型是异质的,部分经济人具有自利偏好,部分经济人具有社会偏好.在交易不可签订完备契约的市场中,基于社会偏好的行为规范会对不完备契约型市场产生重要的互补性治理作用.     

投资者现状偏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

现状偏见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前景理论对其进行阐释。框架效应、投资者情绪以及信息结构在投资者现状偏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三者对投资者现状偏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差值投资组合框架中投资者被试的现状偏见程度高于比率投资组合框架中投资者被试的现状偏见程度;三种情绪组中均存在投资者现状偏见,积极情绪下被试的偏见水平较低,消极情绪下被试的偏见水平较高;被试选择信息结构确定的选项是选择信息模糊选项的5倍,投资者被试对外在现状赋值的偏见程度小于自我现状赋值。     

讨价还价实力:中德之间的实验研究

本文是针对以外部选择权所定义的讨价还价实力对谈判结果的影响所进行的实验研究。有关讨价还价实验的文献主要关注谈判实力对等的情况,而实力不对称的情况显然未被重视,尽管在现实世界的讨价还价情形中此类谈判实力不对称的情况比比皆是。仅有少数研究在其模型中考虑了这种实力上的差异。针对讨价还价实力对谈判结果影响的预测尚不明晰。按照Nash的讨价还价解,议价者的最终收益应该可以反映其实力差异。然而,Binmore等认为,只有当出价人的出价低于其保障收益时,外部选择权才会起作用。为了研究实力差别对讨价还价结果的影响,我们基于Selten的模型进行了双边讨价还价实验,实验的双方分别由若干参与人组成。我们的分析主要依据以下两组信息来源:1.讨价还价时所做的选择;2.各组内部讨论时的视频录像。我们比较了在德国波恩大学所做的较高程度的实力差异和较低程度的实力差异情况下的两组交易,未发现实力差异会在讨价还价结果中有所体现的迹象。然而,与德国相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较高程度的实力差异情况下的交易,具有较高实力的参与人可以明显提高其收益水平。视频录像显示,两组议价者行为上的差异可归因于其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德国的参与人不接受实验起初给定的既成实力差异而将平等分配作为其参考标准。而中国的参与人接受既成的实力差异进而在不平等分配的框架下进行其讨价还价行为。     

连续竞价机制下不同限价安排与股市流动性的实验研究

对同一问题,实验室数据反映的二阶信息和现实世界的二阶信息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由此设计了连续竞价机制下的股票实验市场,重点分析了3种不同限价安排对股市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限价安排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股价的波动性,降低了流动性指标的绝对值,但基于波动性的流动性测量方法却显示,去除波动性的影响后,限价安排表现出对流动性的促进作用.比较而言,20%的动态涨跌幅安排,较好地抑制了日内波动和日间波动,同时股市流动性最好.     

基于潜在竞争者的公司信息披露策略研究——实验室实验的检验

潜在竞争者是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本文围绕公司的信息披露,构建“在位者—股东—潜在竞争者”的博弈模型,求解在位者与潜在竞争者交互行为的均衡结果,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验检验,发现潜在竞争者有低估在位者信息披露程度的先验信念,行为决策表现为:当披露收益大于其进入成本时大都选择进入;当披露收益小于或等于进入成本时,其决策依据为披露收益与进入成本之差,当披露收益与进入成本之差较小时,一般会选择进入.研究还发现,在位者信息披露的决策信念是既要照顾股东的利益又要设法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其行为决策表现为:当预期收益小于或等于进入成本时,执行较高程度的披露策略;当预期收益大于进入成本时,更多地选择较低程度的信息披露.另外不进入价值较大时,在位者也倾向于更低程度的信息披露.     

两职分离形式的公司治理效应及其滞后性

董事长与CEO两职合分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从业者和主管机构的关注,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大都基于静态视角进行分析,仅将两职合一的公司和两职分离的公司进行对比,得出各种不同结论。 基于比较静态视角,根据职位变动信息将两职分离划分为见习式、离职式和降职式分离3种类型,根据分离意愿将两职分离划分为自愿分离和非自愿分离两类,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这些不同分离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这种影响的滞后性。将2008年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最终筛选出182家进行董事长和CEO两职分离并在接下来几年内没有再次两职合一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制度背景下,自愿分离和见习式分离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尽管非自愿分离和离职式分离在分离后一年对公司绩效也没有显著影响,但两年后公司绩效显著提高;降职式分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最为特别,在分离后一年这种影响显著为负,但是两年后则转变为显著为正。也就是说,非自愿分离、离职式分离和降职式分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最终都是正向的,但是存在两年的滞后期。此外,还发现报告期绩效越差的公司非自愿分离、离职式分离和降职式分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明显。 研究中考虑中国的制度背景和国人的信念特征,对学术界、业界和主管机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两职分离不能一刀切,应针对不同公司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分离形式,同时需要尽快完善公司治理改革,缩短时滞效应。     

股权、董事会治理与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信用

交易创造整个地外推了效用曲线 ,由于交易时滞、信息不对称和内生性交易费用给交易带来了障碍。企业信用这种安排可以以信号、抵押、担保的方式部分地消除这种障碍。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信用受其治理状况的约束 ,本文从406家调查样本中选取了249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对其企业信用与股权和董事会的治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尽可能地为中国上市公司企业信用建设提供一些更有说服力的依据。     

试析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及监管对策

保险企业面临许多风险 ,但最终都表现为偿付能力的不足。本文分析了影响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的主要因素 ,从中推出了规壁保险企业风险和加强其偿付能力的初步的制度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