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隆觉沃教史(节译)

《雅隆觉沃教史》,1376年成书。作者吐蕃僧人仁青岱,初名拉尊·崔陈桑布,吐蕃王族。该书稍晚于《红史》,目前仅有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藏文本。该书载录了蒙元史方面的若干重要史实,如成吉思汗生卒年,旭烈兀受封,八思巴举荐伯颜,西平王后裔常驻河州,順帝登极前虚位六月等。上述情节,有些间或见于其它史书,有些尚鲜为人知。这里,将蒙元史部分(第四章)译出,并参照有关史料作了必要的注释。请师友、专家参考和指正。——译者     

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

由于疆域广袤、民族风俗多样,东汉以后,南北整合发展上升为中华文明内部诸地域子文明间相互关系的"主旋律"。首次南北差异整合发生在南北朝隋唐。北朝体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朝体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北朝三制度的"命"。元统一后的南北差异博弈整合,北制因素过分强大,总体上占上风。朱元璋、朱棣父子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南、北制因素的另一次整合,改而以南制为重心。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东汉以后的中国,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和女真、蒙古等南下入主,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曾经被中断两三次。万幸的是,华夏经济和文化藉东晋和南宋南渡在江南得以延续。5世纪以后的江南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推动着华夏经济和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总体上继续繁荣,最终避免了欧洲5世纪日耳曼蛮族南下中断或暂时毁灭希腊罗马文明而整体步入黑暗中世纪的悲剧性道路。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总体上未曾中断,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江南的历史性角色作用功不可没。     

宋明理学家对乡里社会新秩序的构思与探索

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机制,谋求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的实践和思想理论,源远流长,涵蕴丰富,传统与现代兼容,精华与迂腐并蓄,又长期表现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双重作用,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多彩的"文化宝藏"。本刊开设"中国传统社会建设理论研究"专栏,选用了李治安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的一组论文,以飨读者。其中,张分田文剖析各种典型的理想政治模式的结构、要素,揭示古代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特征,全方位、多视角地把握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理论的内涵、属性和价值,揭示其在构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理想中的重要功能。王利华文指出,"三才"理论即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思想纲领,以"天"为经、"地"为纬、"人"为本,注重协调和综合考量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虽非严密科学论证,但其借鉴意义显而易见。李治安文认为,张载、朱熹、王阳明以理学家和士大夫代表的双重身份论述"宗法"、"家礼"、"义学"、"社仓"和"乡约"等问题,从新儒学的最高层次为乡里新秩序绘制了一幅内涵丰富的蓝图。这无疑给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士绅群体提供了精神支撑与理论先导。王先明文指出,清末"新政"中乡绅强占权力和资源,形成绅权"体制化"及绅民对立。国民政府欲借保甲制,打破乡绅专断,终未如愿。梁漱溟、晏阳初等或多传统色彩,或带西化倾向,试图从文化建设层面规划乡村发展。共产党以革命的选择,开辟了近代民族和乡村建设的胜利之路。江沛文论及近代转型期经济重构引发城乡失衡、移民潮、娼业痼疾、匪患、秘密结社等诸多社会问题,强调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化。     

彭毛阿妈

彭毛阿妈,本名叫“彭毛”,可是自从她1959年被选为青海省兴海县人民代表以后,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在彭毛后面加了“阿妈”两字。从此,不仅她所在的温泉人民公社这样称呼她,连县里的人也这样叫她。人们为什么这样尊敬地称呼她呢?这得从她一贯关心群众、关心集体说起。温泉人民公社吉扎生产队办的藏族小学,是她根据群众意见提议办     

关于蒙古帝国东方三王家诸问题

一、前言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把编为千户集团的游牧民分授其家族成员。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各获得4个千户而在西方形成了自己的领地。皇弟拙赤·哈撒儿、哈赤温子按只吉歹、铁木哥·斡赤斤分别获得1、3、5个千户,而在蒙古东边的大兴安岭周围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标题中的“东方三王家”,即是以上述三皇弟为始祖,拥有蒙古东边领地的所谓左翼三宗王。在研究蒙古帝国的构造、发展方面,与成吉思汗诸皇子的西道诸王及其领地同样,     

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探研

"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作为帝制国家临民理政及管辖地主经济的政策模式之一,肇始于齐国四民"通货积财",中经两汉的起落浮沉,又定型于晚唐两宋。它主要在晚唐到清的多数时段施行,又以晚唐两宋最为典型,"两税法"为其开辟道路,不抑兼并充任基本导向,实乃"唐宋变革"在临民理政及社会结构层面的成果表征与最终胜利。该模式的内涵精髓在于:兼容行政和经济手段,将身丁管控改为财税为主的调节掌控,不搞授田,不抑兼并,徭役及兵役基本消失,鼓励农商并重和藏富于民。四民较自由地致力本业,自前而后的贵贱等级排序及相应管制不复存在,士人、富民又构成政治、经济二支配势力。该模式较多祛除借重役滥税将"井疆耕耨之丁壮"抑为"国家农奴"之弊,较多祛除过度管制经济和妨害民营"造血"原动力之弊。这就为编民耕战模式寻找到了更为合理的发展出路,基本顺应百姓依附关系改善和地主经济及手工业商业发展趋势,较有利于生产力进步及新经济因素孕育。同时在皇权最高所有、土地兼并周期性危机、官僚"权力商品化"和官商榷卖勾结等四方面基本沿用编民耕战旧制,只能算是前者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变通。     

探寻专精与博通相结合的治史路径——李治安教授访谈

○李老师,您被史学界公认为当今国内元史和政治制度史领域最具影响的中年学者之一,特别是在2004年,您更以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的身份成为新一代“掌门”。众所周知,国内元史研究学者虽不如其他断代史研究队伍庞大,但殊少凡品俗流,精英者众,能够成为本派“掌门”,非有“上乘功夫”不行,请问,您的“上乘功夫”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凭借这“上乘功夫”,从一位普通学者成长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呢?●“上乘功夫”谈不上,体会和经验教训倒有一些。一是读书和基本功训练扎实过硬,打好专精研究的基础,二是努力做到专精与博通的有机结合。1978年,我考入南…     

斡脱钱及其背景——十三世纪蒙古元朝白银的动向

此文是近年来日本蒙古学界关于元代斡脱钱问题的较有份量的论著。它在安部健夫、羽田亨、村上正二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斡脱的含丈、蒙古汗国——元朝斡脱制度的沿革及经营手法作了新的探索,并着眼于十至十三世纪东西方贸易中白银流通动向,讨论了斡脱钱的国际背景。这里,我们翻译了全文的前半部分。由于篇幅较长,译文在尽可能保持原貌的前提下,适当删除了不甚重要的文字。——译者     

元代乡试新探

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发轫于元代。自仁宗延祐元年,乡试约举行１６次,分为保举投状、锁院应试、校文录取三步骤。考试官、同考试官负责命题和初步确定入榜范日,主试官、监试官及赞画官亲临核准并裁决名次先后。元代乡试全面吸收宋代糊名、誉录、锁院等科场规则,率先在诸省区推行朱熹《贡举私议》,又让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名额、出榜、场次、命题等方面享有不同待遇,从而为朝廷会试做了很好的前期准备。在文化领域．乡试既反映了各地区儒学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又提供了不同区域间文化沟通的某种渠道。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多年来,围绕地方官府权力下移问题,一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权力下移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比较典型。由于唐宋社会变革,国家、士绅与宗族在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或角色功用,相继发生了重要转换。中唐以后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间的框架关系,恰是在三者的角色功用转换中得以重新组合缔结。换言之,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士绅与宗族的角色功用等重要转换及互动,促成了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所谓"地方官府权力下移"的奥秘,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