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

两个南北朝所造成的南、北方隔离与差异,直接影响到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恰恰是在唐宋变革前后,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呈现南、北复合状态而非单一。这是深入探究考察中近古历史时应该予以格外注意的。第一个南北朝、隋及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条并行的线索来发展演化的。隋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线索与"北朝"线索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第二个南北朝及其并行发展的两条线索,都确凿存在。南宋承袭唐宋变革成果,它所代表的南朝线索充当主流,辽夏金元反映的北朝线索也作用显赫。二者并存交融,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及明中叶为南制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最终汇合为一,此乃宋元明清历史的基本脉络和走势。     

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

巩昌汪总帅府为元代唯一允许世袭罔替的漠南地方军政官府。降蒙初汪总帅府所辖二十四城的地盘,应该是癸卯春皇子阔端手札付秦、巩等十九州,再加原属金熙河、庆阳二路而后割出的安西、河、泾、邠、宁五州。五府二十七州、四府十五州及五十余城说,则反映元世祖朝至元五年等不同时段,因汪氏军功权势及其与蒙古诸王、脱思麻宣慰司等彼此消长而造成的地盘扩张或缩小的状态。     

唐代执法三司初探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兴时期。作为上层建筑的唐代司法,也随着经济的昌盛、文化的繁荣不断演进。唐初永徽中,产生了著名的《唐律疏议》。不久,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执法机构的出现,打破了秦汉以来廷尉大理-司独揽中央司法的陈规,改变了隋代“省有刑部、寺除大理”二司执法的状态,从而把中央司法权一分为三。这种法律和司法机构的进步、发展,标志着中华法系的趋于成熟,对后世封建司法影响颇大。     

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

金、元鼎革,饱经战乱劫难的汉族士大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的创痛巨大。他们对取代金朝的蒙古人,主要是恐惧、憎恶和种族文化上的隔膜。但是,随着契丹贵胄耶律楚材和方外道士邱处机率先摆脱华夷困惑与蒙古人合作,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辽、金亦可为正统和尊蒙尊金的观点。郝经则与许衡一唱一和,从道统、君统等理论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使这种华夷正统观念逐步演进升华,影响越来越大,它既敦促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比较积极地吸收汉法,又鼓励广大汉族士大夫打消顾虑、勇敢地参与进入元朝各级政权,因而逐渐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无形之中成了忽必烈所建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纲领,并构建起了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统治体制。     

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新论

大运河的修凿和营运，既是帝制中央集权贡纳漕运的新发展，又是中古经济重心南移和北、南政治、经济中心错位的派生物。维护南北政治统一，促进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缘整合，推动中古南方、北方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演进，大运河的历史功用无与伦比。它还是贡纳体制与民间商贸的混合体现，非常有利于6世纪以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南传和江南的逐步开发，有利于拉动商贸商帮、催生北方运河城镇和辐射带动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有利于以运河为南北通道的全国性商品市场的不断发展。大运河居古代重大水利工程之首，堪比大禹治水，堪称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因贡纳体制等时代局限，中古大运河前七百年利大于弊，后五百年弊大于利。元代海运未成之前，其利大于弊。海运已成及大航海时代到来之际，统治者废止海运而一味固守河运，其滥用徭役，漕粮、耗米、造船、官吏侵蚀等成本代价甚巨，损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等负面影响凸显攀升，自然就弊大于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