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与媒介间性——从麦克卢汉、莱文森等人的相关观点理解媒介文化

新旧媒介间存在补救、更新、积累和增值的现象,是已被广泛证明了的媒介互补增生规律。现代编辑在文化建构中主体地位的确定,说明编辑能够积极创新媒介。编辑创造出的文化就是媒介文化。“媒介间性”体现出的多媒介交互特性,在文本、影视作品和影视后出版物等诸多媒介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多媒介的交互运用有利于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多元化发展。     

编辑:媒介进化的根本力量——从模因理论理解编辑创造媒介

模因理论重点强调了文化在传播中的"变异、进化",突出文化的变异性特点。从口语传播、拼音文字、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和网络等媒介形式,总是随着满足社会文化传播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异。文化模因是通过保存、模仿的方式得到辐射性传播,而媒介是文化得以扩大传播的载体工具。编辑通过构建各种符号模式,创造出新媒介,从根本上推动着媒介的传播、变异和进化,为传播"大文化"提供必要的承载工具。     

低保对象为何退保难?动态分析策略下的退保模式及其变迁趋势研究

本文基于民政部2014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的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城市低保接受时长和退保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低保对象的救助接受时间呈现明显的长期化特点，但随着低保接受时间的延长，低保对象退保风险会逐渐上升。这与“时间依赖论”关于长期化救助接受会逐渐弱化救助对象工作伦理，进而造成救助退出可能性逐步下降的理论预设恰好相反，说明中国城市低保对象退保难与工作积极性下降无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弱势化的低保人口构成及就业救助服务缺失是长期低保接受的重要原因。此外，中国的非正规就业结构也对退保构成显著的不利影响，不过，该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减弱。     

技术技能结构、人力资本构成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

技术技能结构与人力资本构成之间的互补关系,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三要素模型分析认为,由于世界前沿技术进步偏向于高技能劳动,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只有选择符合其人力资本构成的技术结构,才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反之,实际的技术选择偏离其最优值越远,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测度技术选择与人力资本构成匹配程度的技术偏向指标,并基于1990～2007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技术偏向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地区技术技能结构与其人力资本构成越匹配,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天宝十三载改诸乐名与燕乐体系的确立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形成了新的命名规范,是胡乐东渐、胡部新声之后音乐融合的结果。“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及诸乐改名深化了佛道、胡汉、雅俗音乐的融合,标志着唐代音乐的重构和燕乐体系的确立。“声辞繁杂”的胡、俗之乐崛起,获得与雅乐、清乐的合法平等地位,促进了杂曲子及其变体的独立与繁荣,为倚声填词和曲子词的兴起奠定了音乐基础。从音乐制度和历史活动层面考察唐代音乐体系的变化,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词的起源及其发生机制和艺术特征。     

批判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和命运

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与人类共存。对哲学形而上学作了纵向考察,从哲学观的角度来认识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该文分析了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所作的先验批判以及未来形而上学的重建原则,认为康德彻底改变了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把传统形而上学和未来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界定为;前者研究存在的实质及其规律,后者反思理性自身及其原理,因而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境界。因此,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不仅在认识论上,而且在哲学观上都实现了“哥白尼式的倒转”。     

《花间集》的编辑传播与新词体的建构

晚唐五代是以口头传唱为主的民间词、伶工词向以书面传播为主的文人士大夫词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词体发展与演变的关键时期.作为第一部文人词选集,《花间集》的编辑标志着新的词体观念的形成,《花间集》的传播促进了新的创作与评价标准的建立.正是以《花间集》为代表的一批五代宋初词集的出现,为曲子词的演变构建了新的形式规范,使之朝着词而非曲的方向迅速发展.     

“词的起源”新论

目前学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解释,主要是根据词体构成的某一要素特征或词体形成的某一阶段特征而得出的大体判断,缺乏系统的历史分析。本文通过梳理前人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争论及研究思路,分析了以往对词体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片面性,判断标准的模糊性以及持论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辨析了词的起源与词体起源、词体形成的异同,指出词体的起源与形成经过了词有定调、调有定格、格有定律等阶段,是词体的不同形态特征的分别来源与演变,而词的起源是指词之为词的第一种形态特征的来源。